我已經離開《蘋果日報》五年。三年前跟沙膽虹（張劍虹）飯敍，一時沒有話題，問起他的信仰，他說起少年時候，經常思考一個與上帝有關的問題，我聽得一頭霧水。如果我沒記錯，問題是這樣的：
「我想，上帝是無所不能的。那麼，祂夠不夠力搬一塊足以砸痛自己腳的大石？」我想，如果上帝有如此力量，也是說，祂一定也有自己的「痛處」。如果祂搬得動的石頭，不足以把祂的腳砸痛，那麼，上帝是沒有足夠力量攻擊自己了。張劍虹竟然諗呢啲？
一是接受自己不會叻到盡，一是接受自己有弱點，其實，這是人的問題，不是上帝的問題，我現在認為道理是這樣的。回說那次飯敍離開時，沙膽虹又吟沉了一句，「可能，上帝對你有新安排。」我心想，乜嘢意思，是祝我好運，還是叫我望天打卦？能留在這行很久的新聞人，大多是有趣的。以往他任總編輯時，我只是負責人物專訪（《品味蘋果》），並非在新聞高速操作中跟他交手。新聞人有時刀來劍往的，我有幸見沙膽虹溫情善意一面。前天看他秘書散庭後在人群中忍不着抽泣，他是個怎樣的老細，心中有數。
講愉快的吧。前年，他邀約午飯飲茶，我說要駕「小藍」去接他，他不怕死，欣然答允。那天，他走出公司，坐上小藍之時，顯得雀躍，看得出，是為我這個新手司機高興，還一邊睇手機，一邊指揮路線。午飯後，他把酒店職員交來的車匙傳給我，我大吃一驚：「條鐵去咗邊？」他沒作聲，按一下車匙，鐵匙就這樣彈出來。做記者，無論幾老，很多事，都瘀得起。他沒有頂我唔順，高興又禮貌地說：「又教多你一樣嘢。」當小藍回到公司門外，我說：「老細，坐晒喇，第時可以請我做司機。」他下車，回頭望，從來冇見過他笑得咁慈祥。
我在專欄〈慘唔慘〉寫過與沙膽虹的工作關係。以往，習慣在早上問公事，所以，我稱他為早禱的上帝。現在，無論幾早起身，都不可能WhatsApp給他（其實一年都冇五次），心痛。沙膽虹，我想，你會繼續早起站樁一小時，逼一身汗，不可撼動，頂住呀。
《蘋果日報》前記者冼麗婷
5月初與羅偉光飯敍，我問他：如此時勢，有沒有想過《蘋果日報》總編輯頭銜，會令他被捕、被囚？
他答：「我已經同老婆講過，如果有咁嘅一日，你唔使做送車師，你幫我照顧好屋企，咁就可以，其他我會處理！」
其實，家人過去一兩年已不時表達對他工作的關注和擔心，但他總是安撫他們，說大不了就離開！當時全社會都認為政權要針對的只是老闆黎智英，不是員工、不是新聞工作者，但形勢後來急轉直下，作為總編輯風險越來越高，他絕對嗅到危險的味道，卻沒有選擇「大不了離開」這個選項避險。
「作為總編輯，我唔可以丟低我嘅同事！」他說。
時窮節乃現，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羅偉光平日從來沒有侃侃而談的慷慨激昂，但他在大風大浪企定定，這就是真正的風骨。
認識羅偉光的行家和被訪者應該感受到，他採訪和分析能力都極強，醒目但低調，實幹而不愛出風頭，我有時覺得他講說話未免太小心翼翼，但可能這也是他香港仔街頭智慧之表現之一，避免招惹是非。
他地區星報出身，做過《東方日報》、《茶杯》、《東周刊》，兩度進出《蘋果》，可說不同光譜都涉獵過了。他在我眼中從來都是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人脈廣闊，左中右都可以有偈傾，有大新聞時雙眼會發光。可悲，如此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提筆寫稿的手此刻卻被鎖上手銬……
李慧玲
我稱呼羅偉光「大師兄」，因為我們和幾位朋友曾經跟同一位教練學習網球，他較我們先學，論資排輩，當然叫他師兄。
他為人冷靜有恒心，球技比我好。疫情以前，假期偶爾相約打球。球場上，他投入每一局每一球，失了球會自己哈哈發笑，小息間卻不忘滑滑手機看看有無公務要處理。又或在上班日，早上擠出時間打球，完了匆匆趕回公司工作。
大師兄對身體有嚴格紀律，對體能鍛煉的要求亦高。有時，他到了球場會對我說，他剛在健身室操練了一個半小時。在茶餐廳選下午茶，他會說今天這些已經吃夠，令人肥的東西一定不放進嘴巴，朝着健身目標，嚴格控制飲食。旁人不多不少都受感染吧。
甚麼國際國家經濟政治大事，上班的時候也說夠了吧，平時球友們的話題除了運動健身，跟一般香港人一樣都是旅行。羅偉光和太太都是日本文化的粉絲，隨口可以介紹各地好去處，也說過雪地自駕差點送命的故事。數年前，他在公餘時間學習日文，最後工作太忙，迫不得已才放棄。
他對母親丶太太的愛護關顧，還有家中的兩隻貓，不會在你面前多講，見過他們的卻很易感受得到。感覺他對於日常生活事情，希望簡單直接，不喜歡將事情弄得複雜。
網球這項運動，經常都受到天氣影響，打風下雨就逼不得已暫停。雨過總會天晴，這是大自然的定律吧。天晴時，我們再揮拍。
文傑
張劍虹，大家口中的沙膽虹，早年其實有另一外號——監工，《壹週刊》創刊初期，財經組成員便這樣叫他。
他在財經界成名甚早，曾經是最年輕的採訪主任，能夠一邊傾電話一邊寫稿，傾完電話，稿件亦已經寫好。由報紙轉往雜誌工作，很多記者都難以適應，稿件改完又改，但這對他來說完全不是問題，壹仔傳說便包括他工作效率超高，有時間在公司睇金庸武俠小說。
能力超班之外，他亦非常擅長培訓記者，我也算是他其中一個徒弟。話說我1991年加入《壹週刊》，原本做資料研究，一年之後他叫我轉入財經組，我說：「我金股滙地也沒有興趣，怎麼做財經記者？」他游說我：「可以做一盤生意。」
我信以為真，但公司怎麼會聘用「跛腳」 的記者﹗為了將我這頭頑固劣馬訓練成正常的財經記者，他扭盡六壬。 我轉職不到一年，他便開始派些不需要太高深分析的財經assignment給我，過了幾年，又要我接手繙譯英文的股票分析，我惟有翻閱財經書研究，不知不覺間，由一竅不通變成略懂，也不再抗拒。做封面大古，他會帶着我們這些小薯仔出動，又放手讓我們寫大稿，再花時間教我們改稿，在那些年的《壹週刊》，不是所有上司都願意花時間出心出力教記者。
不過，他的訓練有時也很難捱，記得90年代有很多大陸人來香港炒樓，有次他派我返大陸，把某位出名炒樓的「表哥」起底。 我當時主力零售beat，既沒有大陸線，也沒有地產線，收到這單assignment，我莫名其妙，心中暗暗咒罵，更實行拖得就拖。某天他經過我的座位，一句：「乜仲喺度？」我惟有急急腳出發。結果我用了最愚蠢的方法（不詳述了），卻竟然能夠完成任務，從此信心大增。
看似嚴厲的他其實很照顧下屬，發現記者工作很辛苦，會立即送他假期（不入假紙給人事部），甚至送旅費，試過一年給記者加三次人工。埋版收工太夜，他會駕車送記者回家。得悉我家人患了重病，他二話不說馬上叫我放大假。
那時的財經組關係很密切，他久不久便會請全組吃飯，有時一起去唱K，他的首本名曲是《哭砂》，被我取笑了很久。
往昔點點滴滴在心頭，在《壹週刊》工作的歲月，既滿足又有意義。今天在法庭見到白髮蒼蒼的他，我悲從中來。我們只是新聞工作者，為甚麼做記者這麼難？
《壹週刊》前記者李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