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以外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新加坡雖然早於1963年脫離英國管治，但直至1994年，它的終審法院並不在新加坡，而是在英國樞密院（實質上即是英國最高法院）。同樣，新西蘭雖然百多年前已脫離英國管治，但一直到2004年，它的終審法院仍然是英國樞密院。更不用說多明尼加、巴哈馬等英聯邦國家了，時至今日，終極上訴還是要跑到身處倫敦的樞密院。
都已經當家作主了，為甚麼還要跑到舊老闆的法庭？兩個原因。第一，上述地方人口少，普通法的歷練較短，把最複雜的法律問題外判給英國這個普通法老大哥去解決，藉此還可以跟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律接軌，不是一石二鳥嗎？
更重要的是，給予國際社會信心。你想大手投資在我這裏，但又不肯定我這裏的法律制度能夠給予你足夠的保障？不用怕。你不信我的，也信英國的吧？由他們最頂尖的法官來「守尾門」，有甚麼好怕？這種終審的掛靠安排，有幾分似港元跟美元的聯繫滙率，不是嗎？香港經濟規模那麼細，又夾在東西方之間，你對港元沒有信心？不用怕。你不信我的，點都信美元吧？
於是，香港政權雖然於1997年移交給中國，但根據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跟及後的《基本法》，香港終審法院還是有好些海外法官參與審理案件。這些海外法官，大多是英國或是澳洲最高法院的現任或退休法官，近年還有加拿大的。雖然，終審法院案件由五位法官會審，當中最多只有一位是海外法官，因此，票數上，海外法官其實話不了事，但這些有名有姓的法官的參與本身，已經能給本地以至國際社會一定程序上的信心。2017年，西方法律界人士就「雙學三子」聯名質疑香港法治之時，律政司拿來反駁的，不是甚麼本地、內地專家的言詞，而是廖柏嘉勳爵（Lord Neuberger）證實香港司法獨立的一句話，而廖柏嘉正是時任香港終院海外法官、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
不要小看這種國際認證的威力。很多買賣雙方都跟香港甚至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的國際交易，合約中卻清楚訂明，一旦要打官司或訟裁的話，不去別的，要去香港。官司訟裁如此，可以想像，香港掛着英式普通法的招牌，多年來招來了多少千億以至萬億的資金了。
然而，去年9月，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前首席法官施覺民（Spigelman）辭任終院海外法官；今年3月，同為海外法官的現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勳爵（Lord Reed）在英國上議院聲明，如果有一天香港形勢使他不能在良心安然下任職，他會選擇辭任；今年6月，另一位終院海外法官、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何熙怡女男爵（Lady Hale）不再續任，情況教人傷感。辭任的兩位，沒有清楚說明原因，但從傳媒報道的方向而言，大概可知一二。對此，特區政府只是一貫地強調香港乃法治之區司法獨立云云。但自己怎樣說，跟別人信不信，是兩回事了。更甚者，不少建制派馬上口誅筆伐，語不驚人誓不休，更聲稱要從英澳加以外的國家邀請海外法官。這些話，老實說，根本是在為香港倒米而已。
正值多事之秋的香港法律界，近日又傳來律政司期望修例，容許律政司的事務律師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細節尚未出爐，已經引起不少討論跟擔憂。這個問題涉及很多行規，在未知細節下，我不敢說太多。倒是近日政府提議會計師日後改由政府底下的機構監管，實在令人關注。會計界我不懂，但法律界來說，我所認識的先進地區，都是由法律界自行監管律師，當中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法律界得以放心去以法論法，就算要跟政府打官司也好，也大可為當事人據理力爭，不用瞻前顧後，怕日後續牌之時會不會因此而惹上麻煩。
有人可能擔心，若果律師在業務上犯錯了，客人要投訴的話，會不會因為自我監管而造成「律律相衞」？香港而言，目前似乎沒有這樣的情況，更何況，要告律師專業疏忽之類，除了去公會投訴以外，更可直接到法院去告。
前一陣子，有些建制派走出來， 說要「收回」律師的自我監管權。還幸律政司發聲明說沒有這樣的計劃。真的如那些建制派的話去做，以現在的政治環境，可謂易如反掌，但問題是，權力到手了，可能興奮好一些日子，但最終損失的，又是誰？為了耳根清淨，少一點反對聲音而打爛香港的金漆招牌的話，值得嗎？「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反對聲音，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David Tang
《真假法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