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香港開埠前，中國人說它是小漁村，英國人說它是「貧瘠的石頭」，但無論如何，開埠後半世紀它便躍升為全球第一貨運大港。本報請來香港歷史學家、考評局前評核發展部經理楊穎宇，選取殖民地時期香港歷史的點滴，與讀者分享那些年、那些真實的歷史。
每篇〈殖地史實〉刊出前一晚，都會在果燃台和YouTube播出「這才是真實的香港史」。動新聞的朋友說，已經播出15集了，建議做一次回顧，講一下「轉換跑道」在蘋果這個平台做香港史的感覺。
這個感覺，不單止涉及個人，更關係到香港整個教育大環境的轉變。故事可以由我讀研究生時講起。寫博士論文，簡單來說就是辨別史料的真偽，作出合乎史實的分析和結論，使用和理解歷史概念時不落俗套，不能人云亦云。錯誤詮釋史料，會引來同行恥笑，大忌也。後來參與考評局做歷史科助理試卷主席，為試題釐定評分標準，也是秉承如斯態度。
記得某年我負責的一條高考題目問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某閱卷員堅持只答負面影響最高也可以得滿分。我的意見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好壞互見，好與壞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是比例的問題；作為大學入學試，考生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只有弊沒有利」，反映能力不足，可予合格，但不能滿分，滿分者其答案必須涵蓋好壞兩面。
讀研究生時，聽過大陸某大學一個故事。某研究生的研究題目是赫德及中國海關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做研究與大學入學試性質不同，當然可以且應該集中於史事的具體方面。惟校方認為不妥，說這沒有揭露帝國主義的陰暗面，等於在歌頌帝國主義。校方迫令該生加上負面影響。
這種意識形態先行的歷史態度，當時我和同學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彷彿在聽火星人的故事。事件發生在大陸，距離我們很遠，我們權作笑話來聽。那時我們不知，在研究院所享有的學術自由，並非放諸四海皆然。畢業後工作的這些年，看到的是學術自由在教育界不斷萎縮。
進入考評局主管歷史科前一年，發現教統局於回歸後半年出了一個名為「修訂課本的基本原則」的文件，裏面否定香港歷史上「殖民地」的身份，所提出的「理據」亦不符史實。後來與教統局/教育局的合作關係中，類似「政治正確」的要求不斷，例如要求我們不能寫mainland China，說這是暗示「兩個中國」，而應該寫成the mainland of China。他們可能未去過夏威夷旅行，不知道在檀香山國際機場的各式告示牌上都會見到mainland America一詞。當然，高潮就是去年的「庚子科場案」，詳情各位想必已知，不贅述。法官高浩文在司法覆核判詞中盛讚相關題目具批判思考之深意，學者沈旭暉則問：「為甚麼『日本對1900-1945年的中國是否利多於弊』這條老掉牙的題目，今天忽然連討論也不能？」（載趙善軒《教科書沒告訴您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庚子科場案」的後續發展，包括通識科的「改革」、考評局組織重組和題目淺化、各科引入國安內容，令教師、家長、學生、社會人士擔心香港教育將來是以「真實」還是以政治正確為優先。
在這種擔憂下，禮失求諸野，以求真為目標的教育需要另闢蹊徑。民間教育將來會成為知識、情感承傳的重要方法。RTHK五夜講場、好青年荼毒室、趙氏讀書生活等等，都是成功的民間教育平台。今年二月，《蘋果》接觸我，建議做一個香港史的節目。觀乎上述背景和未來社會走勢，「轉換跑道」在蘋果講授香港史，這個建議是深具遠見的，我十分支持，亦欣然接受。然而，個人來說的確有點擔心。一來庚子科場案發生後，我被迫要看精神科醫生，吃藥半年，那時停藥不久，心理狀況能否駕馭得來？二來我對鏡頭有恐懼感，現在又要讀稿，又要表面配合，又要有抑揚頓挫，真有「臨老學吹打」之感。
「這才是真實的香港史」，名字起得很好，亦具很大挑戰。我的定位是歷史論述既要大眾化，又要有一定深度，也要一點娛樂性。相關的表達手法，以前讀大學時寫論文學不到，怎麼辦？有一個人可以幫到手，他叫Edward de Bono，他不單止發明了六頂思考帽，更發明了「橫向思維」（lateral thinking），它能訓練我們的聯想力，跨越慣性思維框架（think outside the box），建構無人走過的平行空間，營造張力，從而造成驚喜或者新的見解，達致輕鬆、幽默的效果。
與網友的互動，是做這個節目其中一個最大的享受。在YouTube只要有時間都會聊幾句。這裏揀選網友若干問題回應。有網友問為何女性稱謂這麼複雜。這個原因是我們仍處於父權社會，男性用一個「先生」已經可以通行四海，女性就要用「小姐」、「太太」、「女士」來應對不同婚姻狀態和情景。更複雜的是，其實「先生」也可以用於女性的。我見過最早的例子是「宋慶齡先生」。只要其人有才有德，不論男女都可以用「先生」稱之。
另一網友問，可否講解一下曾昭科案。曾昭科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宗間諜案。曾昭科於一九四七年加入警隊，一九六一年被捕前夕官至助理警司兼警校副校長。他被警方扣留五十八日後，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被遞解返大陸。至於他為何、如何為中共做間諜，又如何被港府識穿，至今仍然是一個謎。曾昭科返到廣州，當上暨南大學外語系教授。他在香港做了十四年警察，如何有能力華麗轉身成為英語教授？《大公報》當年訪問他，他說是因為讀了毛主席的書，從《實踐論》和《矛盾論》兩本偉大著作得到啟發，領悟到學習外語的普遍規律，繼而讓他成為廣東省高等學校的先進工作者。他在改革開改時升任該校外語系系主任。他於二〇一四年過世。
又有網友看完洋涇濱英語一集後，與我們分享了從父輩聽來的有趣語句，全文如下：「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s bom bom, one man sleep（念作si lip）, one man ya ya」。意思即是：一車來，一車去，兩車相撞，一人死了，一人受傷。
行文至此，剛接受《蘋果》訪問，內容關於周子峰博士新著《速讀香港史》。此書以中學生為對象，但凡涉及政治和中港矛盾的內容，作者對於中國政府反感的勢力和事件，其用字和觀點都頗堪商榷。筆者希望，主流中學歷史教科書將來不會採納相關觀點，否則歷史科的存在基礎將會大受質疑。當然，這個發展趨勢，亦進一步說明民間教育的重要性。期望讀者將來會繼續支持高質素的民間教育平台，讓有心的教育工作者繼續發揮教育求實的精神，以饗莘莘學子。
撰文：楊穎宇
作者自述
楊穎宇，香港大學歷史系文學士、哲學博士。念大學時以為秉筆直書乃歷史之理所當然，畢業後才發現這並不一定是常態：教科書「殖民地」、「華僑」、「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字句，公開試客觀描述那些年中國大舉向日本學習的史實，竟會犯禁。這不是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