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P從英國回港，足足要一個月的隔離程序，才正式重獲自由。
他五月中踏入英國機場，幾個小時內，幾乎檢疫失敗，不能登機。幸好吃媽媽奶水長大的，成功植入媽媽新聞記者本色──永不放棄。要扭轉命運，往往只在一瞬。他從小打機，最後關頭，手指不斷在手機鍵盤上傳達訊息，跟檢疫機構聯絡，鍥而不捨，才能從節奏不快的英國人手中，及時取得完整報告，通過機場檢疫證明的要求。
幾小時裏，患得患失，一度預備自己會像行李一樣被打回頭，最終，他騰雲駕霧的累在飛機上入眠。回到香港，在九龍區小酒店的長廊，媽媽認不出兒子變得高䠷的背影，然後，一個本該感人的場面沒有發生。媽媽竟然沒有擁他入懷，只是不停搖着兒子一雙手臂，興奮得像看見孔劉，放大喉嚨，大叫：「仔啊，仔啊。」
少年P出乎我等港女想像，沒有酷酷的轉身走人，而是，口水鼻涕，包藏在淚眼下面的口罩。世界變了，小鳥高飛以後，不只戀安樂窩，還懂體恤親心。在酒店隔離二十一天，見識過包含半條小香腸的早餐，忍受足不出房，監獄式禁閉生活；然後是在家自我管理七天，最終，前幾天少年P在檢疫中心看到COVID-19檢測報告結果negative那個字，第一時間，攬着媽媽，再攬着爸爸。
一年來，疫情，把原本諸多幻想的少男留學英國生涯，變成所有英國本地學生都留家隔離。少年P怎也想不到，偌大的宿舍，聖誕以後，只剩來自香港的他，和一個守門的保安叔叔，還有暖氣壞了的冷冷寒流。誰能明白，他和孤獨搏鬥了幾多回？但意想不到地，孤獨令他反思了親恩可貴。
對於將來，已經染了紳士氣味的少年P，會在香港這個特別暑假，好好的跟爸媽討論。移民，是比解決困難更複雜的問題，那是關於一個地方，和一個人的關係。
「賣了屋，我們豈不沒有了屋企？」誰能回答得了下一代這條錐心的問題？數十年習慣浪遊世界的我們這一代，看到下一代這樣依戀香港，也許會明白，廣東話「屋企」，對我們來說，是特有的，不是世間隨便可以找到替代的。移民不難，移情，對一個地方，不容易。
討論走與不走，要懂得尊重及小心挑起別人的情緒。對於某種人，走與不走，不是只看得失的前途投資。走與不走的最大意義，在於做決定當刻，而不是只看往後的命運或結局。將來，沒有人能預測，今天，卻是你的。如果上帝讓你留下，總有你的角色，如果上帝要你走，我想，去擁抱世界吧。世界有很多美好的，當記者的，知道過，享受過，也容易接受。
老朋友快速的為四類人定下考慮移民的因素：「有家室的，要照顧其他家人意願。獨身的，就要『觀心』。身在倫敦、心繫本地的話（假設沒被拘控），可能一動更不如一靜。去國假如是追尋心境寧靜，為了眼不見為淨，那就走吧。這城市，誰也沒欠誰。」其實，不同的意願、觀心、放不下、眼不見為淨，統統都是很難解決的心裏問題。
有早一輩移民外地的朋友，隨手拈來《大江大海》的情節作參考。龍應台父親決定登上國軍那條船，好友決定留下，從此，就定下兩種不同命運。只是，相同的選擇，也會有不同的命運，都看人。也是大江大海那一代，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1949年從海南島退到台灣，也有同僚更早的選擇留在香港。白將軍是可以到美國的，結果，活在台灣的最後歲月，他被特務跟蹤，少年白先勇有時在街角也看得見特務的車子，「那太過了吧！」他說。
早在1947年到台灣處理過二二八事件的白崇禧，最終在台灣鬱鬱而終。去了美國讀書的白先勇，最終用二十六年寫完父親的傳記。總統與大將軍在中國、台灣一段恩怨愛恨的政治日子，是為之人生的悲歡離合大時代。
八年前訪問英國作家Frederick Forsyth之時，不知道他是馬世民的好朋友。他說到特務世界裏，包括現實人物與鍵盤戰士的變更，包括蘇聯、美國及中國政治關係的時移世易，還說起以往來香港尋找寫書資料，遊走於不起眼酒樓、地方，跟國共兩黨的人都有見面，而他笑着重述國民黨老將多年來依然想着反攻大陸，本是你死我亡的關係，換了地方，換了時日，已是外人眼中荒謬可笑的口水戰。歷史過去了，人是很渺小的。一個地方，跟一個人的意義，只有一個人自己能說得出來。
有些人，留在香港，一生都沒有前進，但一生都活在希望裏。猶如留在泰北滿星叠的國民黨遺屬，那個環境像凝結在一個時代，只有人穿越過去至今天，混合了不同內容的下一代，真真實實的繼續活下來，誰又能用自己的眼光去論斷他們早輩對命運的選擇？
歷史或許能影響我們的眼光及思考方法，但決不是我們的結局。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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