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霸道的新政治常態下，政府推動政策的過程越見粗陋，官員不斷擺出「我說的就是政策」的專橫態度，一出口政策已是定案並會盡快施行，不要說公眾諮詢，連直接受影響的業界、專業人士也蒙在鼓裏，到最後公佈的一刻才知道，沒有商量討論或協調的餘地。前不久引入海外醫生固然是一聲令下的「傑作」，醫委會無權置喙；接着，會計師公會的發牌及監管業界權力被大幅削弱，改由政府任命的機構接手，公會高層在大變前全不知情，直至官員公佈才如中了震撼彈般驚醒，可權力被削已是「米已成炊」，不管喚爹喊娘還是向傳媒投訴都沒用。
最新的「代表作」是修改電影檢查指引，要求電影檢查員留意電影是否有危害國安的內容，例如有否嚴重破壞公共秩序的暴力行為如縱火、暴亂之類，會否削弱公眾的守法意識……若檢查員認為有此情況便應把電影禁映。不但如此，紀錄片也難逃審查。若果檢查員發現內容偏頗，有未經核實或虛假或誤導性的敍述，有關紀錄片同樣難逃被禁的命運。
對電影業界包括製作人、發行人、戲院商來說，新指引將大幅改變本地電影業生態及遊戲規則，形同把內地電檢制度引入香港，未來投資者該製作、拍攝、買入、播映甚麼電影都變得不清不楚，數以百萬、千萬計的投資隨時因檢查員的「慧眼」而泡湯，直接影響不可算不大，對整個市場的生態更可能帶來災難性的破壞。
偏偏像這樣重大的政策變動事前沒半點風聲，電影業界不管老闆、導演、監製、發行商都沒有被諮詢，連提意見的機會也沒有。不僅如此，政府在公佈「新政」時連記者會或官員stand up解說一下也沒有，負責的商經局透過新聞處發出一段新聞稿就了事，沒有好好解釋新指引的意義、影響，包括國安法紅線如何劃定等，令電影業界陷入不少評論人所說的「紅線變紅海」危機。
不管是在港英時代還是回歸以後，就新政策措施諮詢業界及公眾都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既可紓緩震盪不安，增強新措施認受性，也能減少政策漏洞及執行時的問題。畢竟，在第一線面對政策的是業界及執行措施的人，不是在「門常開」辦公室內的高官、AO。事實上很多執行上的細節及困難不可能在冷氣會議室預先知道，必須聽聽業界及前線人員的看法，以減少失誤及讓執行時更暢順。
可惜，特區政府近期的重要政策改動卻完全放棄了諮詢這指定動作，不但不讓公眾參與討論提出不同意見，連業界意見也懶得聽或不願聽，乾脆來個直接下令立即推行。這樣粗暴的做法不僅損害了程序公義（令受影響的人沒機會提出意見），不僅背離了幾十年來行之有效的公共行政規範，更使新措施變成一個陷阱，令電影檢查員、電影業界無所適從，隨時矯枉過正或執行失當（過重過緊），損害新政策效果，甚或對社會造成重大傷害。
應該看到，港版國安法仍是新事物，法庭到現在仍未有判例，社會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也未清楚，不要說電檢人員，連資深大律師心中也沒有底，仍然在探索討論。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求電影檢查員自行決定電影內容有否違反國安法，有否出現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有否渲染暴力削弱公眾守法意識未免強人所難。檢查員為免自身成為攻擊對象或被指「放生」可能危害國安的電影或紀錄片，他們大有可能從嚴處理，把一些為了提高張力或戲劇效果的衝突場面視為有損守法意識以至危害國安。以得獎電影《寒戰》為例，它既涉及警隊高層內訌，又有警隊前高層借退役警察發動恐襲奪權，這些在新指引下都可能被視為觸碰紅線而令電影被禁映。
政府的新指引會否令《寒戰》系列電影成為絕響我們難以評估，但它對電影業界、文化創作所造成的困擾、影響卻急速擴散，不知如何平息；更重要的是，這種不作諮詢先斬後奏的施政方式令香港跟所謂良政善治相距越來越遠。
盧峯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