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專訪】
看着眾多政治領袖被監禁入獄是痛苦的，了解他們，或許有助牆內牆外療癒。
2021年5月17日早上，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在法院地下的餐廳等候應訊，與一眾黨內兄弟姐妹吃早餐，其間主動用了十分鐘跟記者分享一個故事。那是關於1998年他促成第一個中國慰安婦在香港及海外作證言，其後，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第一次以元首身份訪問日本，起程前，江澤民辦公室（江辦）特地派人來香港找何俊仁，就日本侵華戰爭罪行的責任問題，聽取他的意見。
心裏有話，十分鐘，是關於何俊仁走過的其中歷史足迹，那段有言論自由的日子，以人道公義做事的生活。他追求民主人權，始於慈悲，入獄前，寫給記者的一小段說話，許是心窗一角：「總之，人生以至歷史，很多際遇是難測的。我只能持着理想，懷着希望，不斷奮鬥！」請相信，他活在希望裏。
特約記者︰冼麗婷
著述自傳《謙卑的奮鬥》，何俊仁說奮鬥，不提自己的謙卑。年少習史，關心中國，他是難以擺脫民族大義的那一代人。但作為一個懂法律的律師，他以人道公義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看國事。關押前重提舊事，事緣記者在訊息中，提到書裏一張他與已故著名女作家張純如的合照，以及中國二戰慰安婦受害人的事情，撩起他一點一點的回應。翌日，他涉及的「10.1案」開審前，與黨友一起在法院樓下餐廳吃早餐，再遇記者，在有限時間裏，他主動坐在記者面前，很在意的說起與弱勢無權者相遇及跟國家權力進諫的經歷。
話說1998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是戰後中國國家元首次官式訪問日本。要求日本就二戰期間侵華所犯戰爭罪行承擔責任的議題，難以迴避。「江辦」特別派人來香港找何俊仁，按他所理解，可能因為他一直帶領及參與保釣及向日索償運動，而且，第一位中國慰安婦受害人在香港及海外向傳媒公開作證言，也是由他安排及促成的，他亦支持把要求日本向受害人道歉賠償的議題推向美國及加拿大國會議事堂。
「1998年江澤民要去日本，好緊張。因為我們搞到（追究日本侵華罪責的索償運動）好大，全美國也有（討論敦促日本承擔戰爭罪行責任的會議及輿論）。『江辦』派人來香港找我，問我怎看，我說，他（江澤民）是第一個元首去（官式訪問）日本，民族立場一定要清晰，因為這是關於公義。」何俊仁記得，當天兩個內地人早上來電，說急着見面，當刻他正在立法會開會。兩人說是「江辦」派來，當時無從證實，「後來他們給我看相關照片，確是江澤民。」
他憶述，當日見面地點是在「華懋」，「給了一間大房見我，又說見面後要立刻飛回北京，咁緊張的。」當時何俊仁就侵華戰爭罪責問題及保釣運動，都有參與世界各地會議，他對兩位來人鄭重表明：「我說，你一定要堅守立場，要拿道歉賠償。」
中國國情，中日關係，怎樣處理戰爭受害人賠償及道歉的問題，在國際關係與國際人道問題裏，往往滲入利益與公義的矛盾。在他書中記述，其後中國外長唐家璇訪日，公開說過「民間無權索償」，何俊仁當時為此示威，一切情節，仍記在心，「我問日本律師，日本律師說，外長搞錯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解決的，只是國家賠償問題。人道戰爭罪行受害人問題，應是國際人道法問題，這不是國家可以放棄。我們之後去抗議，後來，外交部竟然派人出來接信。」
何俊仁是香港戰爭史實維護會主席，私下暱稱何俊仁為「高佬仁」的列國遠，現任加拿大卑詩省亞洲二戰浩劫史實維護會（加拿大史維會）會長，兩人因為關注二戰受害者人權公義及索償問題，交往數十年。列國遠說，她於1972年參加天主教大專聯會時，開始認識參與香港大專同學會的何俊仁，大學時期，他已經熱衷歷史、哲學及參與保釣運動。1994年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美國史維會）在美國創會，已故立法局議員葉錫恩的丈夫杜學魁是創會會長。1996年陳毓祥在第三波保釣海上行動中遇難去世，同年12月，世界史維會於三藩巿召開大會，列國遠首次參與。至1998年世界史維會在加拿大召開第三屆雙年會，何俊仁應列國遠邀請，帶同袁竹林婆婆出席，控訴日軍罪行，在當地非常哄動。
列國遠說，「慰安婦的問題在華人社會一直都是忌諱，很少受害人願意公開說出自己的經歷，但何俊仁以他的誠意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打動了袁竹林，成為第一個中國慰安婦在香港及海外作證言。」首名在國內公開作證的慰安婦受害人是萬愛花婆婆，按列國遠表示，萬愛花約於1996年至97年在國內正式作證言，至98年成功在東京法院立案，以受害人身份，向日本政府就戰爭罪行索償。
至於何俊仁對記者提到90年代與日本社會黨土井多賀子合作，列國遠說，多賀子贊成日本應就戰爭罪行道歉賠償，認為這樣才能令其他國家真正信任日本。何俊仁亦真誠相信，如果國際公義不彰顯，便不會有真正和平。而道歉，必須在日本國會通過謝罪議案，成為官方立場，才算真正道歉。可惜，在日本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反對下，一直未能成功。
對中國的身份認同，何俊仁一向承認心懷「民族」。跟權力領袖見面，不管來自中國還是台灣的，他絕不亢奮。他在《謙卑的奮鬥》書中記述98年末，由李柱銘率團與他、楊森及張文光訪問台灣，他向前總統李登輝談到慰安婦及保釣問題時，犯顏直言：「……但你（李登輝）在《藝文春秋》訪問中的談話，使中華同胞感到憤怒和羞愧，令你的支持者亦感到傷心。你的立場，踐踏了自己同胞的權利和尊嚴。……今天，仍在生的戰爭受害者，包括在台灣的五十多位慰安婦，以至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計劃等的生還者，在東京起訴日本，目的只是討回一點公道而己。」（209， 210頁）
李登輝在《藝文春秋》訪問說中國向日本提侵華罪行，無非為錢，他並回應何俊仁說：「戰爭已結束五十多年，為何不能向前，仍要在歷史中糾纏。」當時雙方陳述立場，近乎有一點火藥味。張文光和楊森在何俊仁身邊，也加入據理力陳。三個火紅年代開始一起走來的兄弟，現在兩人入獄了，張文光也有案在身。記者曾在訊息中問何俊仁：「這兩年張文光的角色，是否仍然與你們一致？」他的回覆是：「不想評論。」
在這時局，慎言不比發言容易，了解來龍去脈才對所有人公平。何俊仁從政，在分析評論以外，也會從最高政治走入人性關懷，實踐公義，親力親為。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何至今難忘袁竹林的故事。話說回頭，他對記者說，他（1998年上旬）找童增安排居於武漢的慰安婦受害人袁竹林來港，並去接她機。「我都好大膽，知道她一定會被嚴密監視，來到香港後，先找地方見她，讓她好spontaneous的講述故事。因為她用武漢話，我聽不太明白，只聽到大意，但也好感人。」
他簡略說，袁婆婆二戰時，在武漢結婚不久，有了小孩，丈夫因為害怕被人捉去當兵而逃走了，留下她獨力照顧家姑及女兒，「有人對她說，不如你到鄂城洗衫。鄂城在湖北，當時是一個軍港。她到了那裏，被捉去當慰安婦幾個月，到能夠回家之時，才知道家姑及女兒都餓死了。」
無權弱勢者，心之所繫，何俊仁口裏幾次對記者形容婆婆的經歷「好慘」。另一方面，作為律師，他當時也擔心過婆婆記憶的準確性，「她說，不會，我一定記得好清楚。」當時被迫作慰安婦的中國女孩，每人都有一個日本名字，「她都有日本名，所有人的日本名字，她都記得。」於是，他大膽讓袁竹林在香港向傳媒公開被日軍逼作慰安婦的經歷。「當時出面有數十名記者，她第一次公開經歷。她說，數十年來都沒有說出這故事。」
袁竹林公開見證以後，碰巧何俊仁又要到多倫多開大會，最終令中國慰安婦索償問題得到國際關注。「本來我和她say good bye啦，請她回大陸。但多倫多那邊卻一定要我帶她過來，因為菲律賓與南韓都有兩位慰安婦在。我說，她怎過去，她沒護照。當時的加拿大亞太事務國務秘書陳卓愉，我認識他，他說：『我信你，我（去要求）簽一張minister pass給你，部長證書』，但有條件，何議員，你要一直陪着她，把她帶回來（香港及中國）。』」如是，加拿大政府外交部罕有地發出一張「部長證書」給袁竹林入境加拿大。
結果，袁竹林順利跟何俊仁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公開作證。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令日本難以否認大屠殺史實及逃避罪責，何俊仁說，當年此書的年輕作者張純如，亦在會議上聆聽了袁竹林的證言，十分感動，「她（袁竹林）一邊說，那些人一邊哭，好多人哭。」之後，有人帶袁婆婆去尼亞加拉大瀑布等景點遊玩，有人給她一些錢，過去，不管戰爭與和平，都得不到公義對待，那次外訪三天短暫日子裏，卻讓婆婆感受溫暖，「她說，我一生，從未試過有人對我這樣好。」今天，法院地下的餐廳，何俊仁仍記掛着一個老人家，當時加拿大人一番好意，想邀請婆婆留下來做和平大使，「她真好，她說，因為何議員擔保我來，如果我留下，真對他不起。於是，她跟我回香港了。」
故事未完，何俊仁像小孩一樣，不肯被黨友敦促回座位吃那片牛油麵包，繼續說。他說，袁竹林回去武漢以後，當地人知她是慰安婦，恥笑她，又侮辱她。香港著名作家李碧華寫了封信給武漢領導投訴。在有關方面敦促下，曾侮辱婆婆的人，不但致歉，並為她「洗衣打掃」表達誠意。「後來，李碧華又替她找回老公，因為袁竹林成日俾人侮辱。共產黨這樣嘢係好嘅，而李碧華的《煙花三月》是寫得幾好的。」至此，他才安心回座位吃早餐。《煙花三月》是李碧華訪問袁竹林，以她故事寫成的。關注戰爭人道罪行的作家張純如，受欺壓弱勢無權者袁竹林，應是何俊仁內心深處的人物。列國遠說，「慰安婦的問題在華人社會一直都是忌諱，很少受害人願意公開說出自己的經歷，但何俊仁以他的誠意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打動了袁竹林，成為第一個中國慰安婦在香港及海外作證言。」多年交往，列國遠明白「高佬仁」對做不做議員看得很輕，但有三件事，他一直好上心，第一是追求民主；第二是日軍侵華受害人索償問題；第三是支聯會。
入獄前，筆淡情濃。搜證、公義感及書寫能力都超強的張純如早逝，何俊仁在給記者的訊息中表示傷感。認識袁竹林至後來看着她得到生命最後餘暉，他自言感覺十分傳奇。他在自傳〈悼袁竹林〉一文，記載了2006年袁婆婆逝世，他希望回內地向她遺體告別，卻被拒入境，只能撰文悼念。未有按承諾帶袁竹林到台灣，也刻在他細膩的心裏。他向記者寫道：「再讀時，看到韓國人仍不斷為歷史公義抗爭，而自己國家在中共治下，卻想刪改自己做下的歷史，我有不少感慨！總之，人生以至歷史，很多際遇是難測的。我只能持着理想，懷着希望，不斷奮鬥！」
在他眼裏，民主人權是追求人生意義理想的框架，最重要是慈悲心。如他兩片豐厚嘴唇，如來似佛。他在書中說過，「未必有很多人能夠了解整體的我。」十分鐘說不完的話，他不只一次對記者說，「將來我再給你相關書籍。」
將來，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