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香港人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多次出現數以百萬人上街。此條例雖然壽終正寢，但後來出現港版國安法，令香港與內地關係更加緊張。縱觀這兩年的變化，表面上平靜了，但市民的心沒有平靜下來，因為不知道未來還有多少進一步破壞兩制的事會發生。
為甚麼兩年來都不能解結？相反，矛盾的結越來越深、越來越死呢？對於眼前和未來狀況，主要有三點值得關注：
（1）中外關係日趨緊張，而北京又認定香港是外國進行顏色革命的地方，所以香港與內地關係將更緊張。
這個心魔由來已久，一直揮之不去。即使已有多方意見反映到北京去，認為外國不能影響和搞亂香港的發展，但北京都不相信，也不願相信，因而抓得更緊。
為甚麼溫和的意見認為外國不能搞亂香港呢？理據包括：在港英政府年代，這類所謂外國活動已經存在，也成為一種國際常態。他們在香港主要是觀察中國，並利用香港作為與中國周旋的一隻棋子而已。即使外國在香港尋找代言人，或資助香港某些非政府組織（例如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贊助），這也是國際慣例，就像中國也資助一些外國團體研究美國一樣。況且，這些外國團體一直只能起干擾性的作用，而不能直接產生指揮的作用。
其實，從現實的角度看，這類所謂「外國勢力」、「外來勢力」和「外部勢力」，主要是抓準香港人自發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訴求，乘機進行干擾戰而已。用他們的話說，這是「靈魂附體」的方法──因為上述訴求是現代文明、普世價值的一部份，香港已是高度成熟的公民社會，市民自發爭取這些訴求，而北京卻不相信普世價值，多年前已在內地不准談。這些矛盾存在於中國官民之間，中國不想辦法解決，反而把矛盾轉移到香港與內地之間，這不是正中外國下懷的「內亂」嗎？
更有甚者，美國和歐盟感到它們在香港的利益受損，自然聯手制華，而北京的回應方法則是制訂國安法，表面上反擊外國的行動，但首當其衝受到打擊的卻是香港人。這又應驗外國的一句話：他們在香港行動的一個目標，就是要令香港人不滿北京。北京的目標清清楚楚：矛頭針對外國；但很可惜，拳頭卻狠狠地打在香港人身上。這不是又中了外國的計嗎？
而且，全國人大剛剛通過《反外國制裁法》，也是涉及香港的；尤其是該法將打擊協助外國制裁中國的人和機構，即外界形容的「二選一」。這種你死我活的鬥爭思維，其實傷不了外國，最終只會令香港與國際社會脫鈎，香港的價值就在中國手中被打爛。這不是外國的目的，但它們也阻止不了中國的玉石俱焚政策。
（2）北京對香港仍然不放心，尤其是香港長期只在他們的間接管治之下，如今要直接管治，卻是封喉式的手法。
這是另一個心魔，近年來更經常發作。最典型的表現是，他們對公務員體制為主的管理機制越來越不放心，對傳統左派和建制的表現也不滿意，認為都不能滿足北京的要求。原因之一，就是很多管理香港的人都不是中共直接培養的，雖然這些人已經非常聽話，但也不能從根本上、精神上完全理解北京的意圖，在執行北京政策時出現各種「行動落後於中央要求」的現象。
所以，近年來出現不少新動向，例如「新香港人取代舊香港人」，「廢柴學者」取代「忠誠廢物」，京官直接駕馭港官，公務員必須宣誓效忠等。這些都是不相信香港人的表現。
其實，這種不信任的心態已無限擴張到「自己人」身上。有建制派人士觀察，負責管理香港的大陸官員都是忠心實意地執行北京指示的，但他們同時根據中央要求，必須結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行事，不能亂來。例如回歸初期，中央要求他們不能影響特區政府施政，不要讓香港人產生「影子政府」的印象。
2014年「雨傘運動」前後，北京治港政策明顯變得強硬。中聯辦官員已按中央指示硬起來，但在執行上畢竟要照顧香港的實際情況，結果這種態度也被視為「執行不力」，未能完全跟上中央的要求。所以，中央乾脆派夏寶龍、駱惠寧等完全沒有處理香港事務經驗的官員東山復出，而張曉明等長期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卻要降級。這就引起另一種內部混亂，至少是思想上無所適從。
（3）按現時形勢發展，「兩制」的空間只會進一步收窄，香港原來的價值將進一步消失，對香港和內地以至中共執政者，都沒有好處。
從近來港府打壓支聯會和港人悼念六四的行動，反映北京不單要禁止可見的行動，還要打壓看不見的精神活動。加上2019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表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之後，那一種「只求穩定，不怕一壓就死」的氣概，應驗了北京多年前說過的「不惜一切」。這又扼殺了香港的剩餘活力。
清醒的人都會看到，這種「不破不立」的思維，只會導致破而不立的惡果。現代和後代的人都會承受這個惡果，只是今天享受着實際好處的利益集團毋須承受而已。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