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史汀戈（Stingo）被炒魷，隻身來到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區，捉襟見肘地托着兩箱午餐肉（spam）回家，準備打字寫書的時候，是典型廢青。
這是〈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的開場：鄰居中，史汀戈認識了充滿歷史創傷的蘇菲（Sophie Zawistowska），情緒起伏不定的納森（Nathan Landau）；蘇菲是波蘭人，天主教徒，入過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是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幸存者；納森是美籍猶太人，文化藝術氣息濃重，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兩個被瘋狂時代摧殘、拗折的人生，在編造記憶、說謊、掩飾中活下來，最後在山埃及相擁中死去。
至於史汀戈，都說典型的美國鄉下仔天真幼稚，對蘇菲兩人複雜慘痛的生命懷着獵奇和偷窺的興奮，對歷盡滄桑年長的蘇菲充滿性幻想，並從她圓了自己的青頭仔破處夢。
〈蘇菲的抉擇〉是美籍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1979年的作品， 1982年拍成電影，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飾演蘇菲，奇雲．格連（Kevin Kline）飾演納森，Peter MacNicol飾演史汀戈，我去過大戲院看，睡了半場，因為電影長，很多時候是梅麗史翠普喃喃自語，演內心戲，細膩深刻，我雖斷續看，仍記得看到心情沉重。四十年後在油管上偶遇一看到尾，兩個半小時，其重尤甚。
學者評述，威廉．斯蒂隆的故事靈感應取材自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當中談及一個希臘母親，在納粹軍官的壓迫下，兩個兒女只能活一個，而電影中的梅麗史翠普，生死存亡關頭中，只能狂喊留男的。
誰生誰死，是上帝的權力，落在人的手中，是極權的肆虐，如鄂蘭說，是對道德人性的攻擊。
劫後餘生的蘇菲，卑微求存，努力平常談笑，雖重生而脆弱，如王勃說：「三尺微命，一介書生」，”The civilized, they was the first to die”， 似笑非笑的蘇菲對廢青史汀戈說。
電影中的梅麗史翠普在集中營當速記員的時候，跪求過納粹軍官採納兒子入「生命之泉」計劃以求活。大凡邪惡，都會披上美麗之名；「生命之泉」，德語Lebensborn，英譯Fount of Life，1935年成立，是納粹德國黨衛隊和政府機構，總部設在慕尼黑，目的是應對德國出生率下降，並按照優生理論進行人口繁殖和育養，以提高「雅利安人」（Aryan）的出生率。
「生命之泉」安排未婚婦女匿名生育，然後由「種族純潔」的父母領養，很多送到黨衛隊成員家庭，並且提供福利育養。直接談這個計劃的電影有2000年捷克電影〈生命之泉〉Spring of Life，Milan Cieslar導演，型男索女，梳靚靚，沖乾淨，準備交配，就好像禽畜一樣配種繁殖。「生命之泉」計劃，納粹稱之為建立新秩序（New Order）。
「美麗新世界」，以理想為名的人類夢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命之泉」在歐洲佔領區的行為包括篩選「種族合格」的孤兒由雅利安家庭領養，綁架劫走成千上萬被認定為有「雅利安人」長相的兒童，如金髮，白皮膚，藍眼睛，蘇菲向納粹軍官求情時，即力陳自己的兒子有這樣長相。被綁架的兒童最多來自波蘭和蘇聯，幼童送去黨衛隊家庭，學德文，改德語名，全盤德化，稍大的送去「德國家庭學校」（German home schools）學習，久之失去記憶和原來身份，卒至全面德化。
波蘭的戰後孤兒問題，是至今不能磨滅的傷痕。
1982年，我們想起了甚麼？9月24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戴卓爾夫人，散場後，夫人跌了一跤，成了不朽的影像。那年，許冠傑不再與許冠文合夥，去了玩〈最佳拍檔〉，做King Kong搵大銀，新藝城、麥嘉，社會沈醉在一片的繁華喧鬧中。大概沒有很多人懷念一套〈蘇菲的抉擇〉，有喃喃自語的梅麗史翠普，初擔大旗的奇雲．格連。
我不熟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詩，但這首在電影中唸過兩次，一次是臨終前，床上，叫做”Ample Make This Bed”：
Ample make this bed.
Make this bed with awe;
In it wait till Judgment break.
Excellent and fair.
Be its mattress straight,
Be its pillow round;
Let no sunrise’ yellow noise.
Interrupt this ground.
意譯是：敬畏地鋪好寬敞的床，在哪裏等待完美公正的審判。床褥要平直，枕頭要圓渾。別讓日出的黃色光躁，干擾此地。
1982年，〈蘇菲的抉擇〉已經完美地為「躺平主義」做了深邃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