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史汀戈(Stingo)被炒魷,隻身來到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區,捉襟見肘地托着兩箱午餐肉(spam)回家,準備打字寫書的時候,是典型廢青。
這是〈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的開場:鄰居中,史汀戈認識了充滿歷史創傷的蘇菲(Sophie Zawistowska),情緒起伏不定的納森(Nathan Landau);蘇菲是波蘭人,天主教徒,入過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是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幸存者;納森是美籍猶太人,文化藝術氣息濃重,思覺失調,精神分裂;兩個被瘋狂時代摧殘、拗折的人生,在編造記憶、說謊、掩飾中活下來,最後在山埃及相擁中死去。
至於史汀戈,都說典型的美國鄉下仔天真幼稚,對蘇菲兩人複雜慘痛的生命懷着獵奇和偷窺的興奮,對歷盡滄桑年長的蘇菲充滿性幻想,並從她圓了自己的青頭仔破處夢。
〈蘇菲的抉擇〉是美籍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1979年的作品, 1982年拍成電影,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飾演蘇菲,奇雲.格連(Kevin Kline)飾演納森,Peter MacNicol飾演史汀戈,我去過大戲院看,睡了半場,因為電影長,很多時候是梅麗史翠普喃喃自語,演內心戲,細膩深刻,我雖斷續看,仍記得看到心情沉重。四十年後在油管上偶遇一看到尾,兩個半小時,其重尤甚。
學者評述,威廉.斯蒂隆的故事靈感應取材自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當中談及一個希臘母親,在納粹軍官的壓迫下,兩個兒女只能活一個,而電影中的梅麗史翠普,生死存亡關頭中,只能狂喊留男的。
誰生誰死,是上帝的權力,落在人的手中,是極權的肆虐,如鄂蘭說,是對道德人性的攻擊。
劫後餘生的蘇菲,卑微求存,努力平常談笑,雖重生而脆弱,如王勃說:「三尺微命,一介書生」,”The civilized, they was the first to die”, 似笑非笑的蘇菲對廢青史汀戈說。
電影中的梅麗史翠普在集中營當速記員的時候,跪求過納粹軍官採納兒子入「生命之泉」計劃以求活。大凡邪惡,都會披上美麗之名;「生命之泉」,德語Lebensborn,英譯Fount of Life,1935年成立,是納粹德國黨衛隊和政府機構,總部設在慕尼黑,目的是應對德國出生率下降,並按照優生理論進行人口繁殖和育養,以提高「雅利安人」(Aryan)的出生率。
「生命之泉」安排未婚婦女匿名生育,然後由「種族純潔」的父母領養,很多送到黨衛隊成員家庭,並且提供福利育養。直接談這個計劃的電影有2000年捷克電影〈生命之泉〉Spring of Life,Milan Cieslar導演,型男索女,梳靚靚,沖乾淨,準備交配,就好像禽畜一樣配種繁殖。「生命之泉」計劃,納粹稱之為建立新秩序(New Order)。
「美麗新世界」,以理想為名的人類夢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命之泉」在歐洲佔領區的行為包括篩選「種族合格」的孤兒由雅利安家庭領養,綁架劫走成千上萬被認定為有「雅利安人」長相的兒童,如金髮,白皮膚,藍眼睛,蘇菲向納粹軍官求情時,即力陳自己的兒子有這樣長相。被綁架的兒童最多來自波蘭和蘇聯,幼童送去黨衛隊家庭,學德文,改德語名,全盤德化,稍大的送去「德國家庭學校」(German home schools)學習,久之失去記憶和原來身份,卒至全面德化。
波蘭的戰後孤兒問題,是至今不能磨滅的傷痕。
1982年,我們想起了甚麼?9月24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戴卓爾夫人,散場後,夫人跌了一跤,成了不朽的影像。那年,許冠傑不再與許冠文合夥,去了玩〈最佳拍檔〉,做King Kong搵大銀,新藝城、麥嘉,社會沈醉在一片的繁華喧鬧中。大概沒有很多人懷念一套〈蘇菲的抉擇〉,有喃喃自語的梅麗史翠普,初擔大旗的奇雲.格連。
我不熟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詩,但這首在電影中唸過兩次,一次是臨終前,床上,叫做”Ample Make This Bed”:
Ample make this bed.
Make this bed with awe;
In it wait till Judgment break.
Excellent and fair.
Be its mattress straight,
Be its pillow round;
Let no sunrise’ yellow noise.
Interrupt this ground.
意譯是:敬畏地鋪好寬敞的床,在哪裏等待完美公正的審判。床褥要平直,枕頭要圓渾。別讓日出的黃色光躁,干擾此地。
1982年,〈蘇菲的抉擇〉已經完美地為「躺平主義」做了深邃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