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風,看着鄰居的戶外大葉盆栽吹翻在地上。吃過晚飯回家,原來窗前遠觀的洋紫荊都冧了,橫亙行人及車路上,如果我當時走過,會走得近一點,還是會遠一點?
一星期前,已經看到另一棵大樹被鋸走了。突然間,好像生活跟社會,一切都像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我知道,再說下去,不會有好的思緒。一個人,愛怎樣敍述,愛敍述甚麼,就是一個人本來的面目與內容。
假日晚上,在短短駕車回家的路程上,聽了兩段令我神經繃緊觸動的電台主持說話。第一個,本來平心靜氣,以為自己會不帶偏見,像以往在親人車子上,一直聽下去,誰知,意外地,大氣電波被用作主觀的批評外國傳媒,只聽了兩句,便立即轉台。
跟着是聽到薯片叔叔介紹Frankie Avalon情歌《Why》, 如他說,是五十年代,愛來愛去的內容,我又選擇tune台了,幾分鐘後,忽爾又tune到薯片講下一首歌,這一次,我被抓着了。他說的是六十年代Bob Dylan寫的《I Shall Be Released》,還抽出幾句歌詞,逐一解釋。
「Yet I swear I see my reflection
Somewhere so high above this wall
I see my light come shining
From the west down to the east
Any day now, any day now
I shall be released」
我不能夠完整的把他的說話默寫出來了,他播這歌的原意也不好胡亂詮釋。只能說,當時有強烈感覺:薯片,你好大膽,也好有趣,幾年前所做一切形象工程,在我來看,全不及這一晚。他用一把冇台型冇感情的AO聲線,像他年年月月不帶情感的聲線做節目,他說Bob Dylan這首歌,被視為講述當時社會不公義的歌,令人民好似困在牢籠裏面。但被囚的人,相信自己的身影,終會超越高牆,希望將會到來。他說得像一杯開水,飲下去的味道,看人了。
當你看到身邊的人被囚,心中是希望大家有天都能被釋放,因為,今天大家都在有形無形中被囚禁。那是實質的社會現實形勢而非福柯(Foucault)關於監獄式控制的哲學。不過,我是不太懂得這首歌,問老朋友,一晚過去,我以為不會回覆了,不回覆的原因是為甚麼呢?腦裏有很多猜想。在翌日趕交稿時候,老朋友卻又傳來YouTube一條這首歌的片子,片子引旨寫着:「Dedicated to all those who are in prison or are prosecuted for defending freedom.」我笑了,雖然click入內容其實很神傷。
對人對事,經常懷疑,主要因為職業。我想,在世走到最後一分鐘,我都不會是那種能夠死心塌地的人。懷疑,因為是女人,懷疑,因為是記者。觸覺可以錯,求證一定要真。在香港沮喪的日子,看真實的一幕一幕,有限的時間,我們得用智慧去整理遠遠近近的重要事情。
在法庭上,陳皓桓(Figo)宣讀認罪不求情的宣言前,坐近他的被告之一楊森,一直細心提點他所有程序步驟,讓人心暖。而他發出的內容,跟當庭宣讀的,好像有一點點不同。例如,他說公民抗命,和平遊行,是因為不希望香港淪為鴉雀無聲的城巿。往後,我放棄即場筆錄,因為,他清晰交代這兩年社會發生的事情,來龍去脈,陳述立場,簡單有力,在回憶中被觸動了,我開始好奇留意庭上的人的反應。當他提到1917年爭取女性投票權的愛麗斯保羅發起公民抗命,最終被判七個月監禁後,戴着口罩的女法官,用手拉一拉口罩的上方。可以怎樣詮釋這動作?
末段,Figo又說,「感謝法官閣下耐心聆聽,亦感謝前輩們同行,願閣下與所有市民一生平安,願榮光歸香港。」我不由得望向鄰座幾位有家人在囚的優雅姊妹,以為可以偷偷看一下她們的表情,誰知,其中兩人也一同望向我,四目與兩眼交投,女性的敏感,由心而發,一切,盡在不言。
在這個時局,說話的感情,有好多種,像無感情的薯片演繹,其實可以是無限寄意。而說話的方式,也有好多種,像法庭內給Figo的掌聲,如波濤洶湧在叫好。我一直想,為甚麼Figo少提家人,口裏曾牽掛的,卻是死去的愛犬?
看何俊仁寫的書,他在一個訪問中,說到在政界裏,有「沙煲兄弟」,也有「紅顏知己」,他看每一個朋友都是難得的,「但未必有很多人能夠了解整體的我」。看着這麼多政治人物入獄,沒有誰不感到難受。重讀他字裏行間,彷彿那高高的身影,真已翻越圍牆,讓牆內牆外的人,感覺療癒,心靈釋放。而遠遠彼邦的同道,也送上祝福,還豪邁地真呼老友之名:「高佬仁。」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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