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家人帶周澄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從小她便因為受家人影響，特別關心時事，覺得生活不應只是上課考試。直至中三那年的集會，在場刊的左上角發現了一個「小廣告」，支聯會正在籌組「支青組」，她加入並當上了康樂及福利部幹事，「當時以中學生同大學生為主，大約十幾個人」。若要為當時的支青組下一個形容詞，她不假思索的說是「大中華膠」。
回想中學時代，她覺得加入支青組就如打開了一扇窗，讓她接觸到不少社運組織，剛進入21世紀的香港，對大陸並不太反感，「咁啱係楊利偉上太空嗰期，社會氣氛唔同，覺得中國正在崛起，持觀望態度」，那時的她，希望透過支青組的工作令更多年輕人了解中國維權運勳。
六四燭光集會是當時支青組重點工作之一，整個晚會基本上是由義工「撐起」，問她是否記得支青組在集會中的角色，她想了一會兒，說很多都忘記了，但記得在台上有發言，以中學生身份講述六四與自己一代的關係，以及除了悼念，年輕人還能做點甚麼。
大學畢業後，周澄逐漸淡出現已解散的支青組，而支青組亦只維持了12屆，離開支青組，各人有不同原因，升讀大學後，她加入了學生會，參與更多社會運動，「崗位唔同咗，但六四、七一都會幫手」，2009年是她最後一次在集會台上發言。
1989年，她只有三歲，說對事件有深刻記憶實在有點牽強，但依然覺得悼念六四死難者是必要，幾年前有了「燭光集會行禮如儀」的爭論，她理解後89出生的人有着不同的情感，「或者反國教、雨傘先係佢哋啟蒙，係冇得迫，成長經驗不同」，但對於因為行禮如儀而杯葛集會，她卻不以為然，「悼念就係咁，係一個嚴肅場合，支聯會過去都喺程序上作出改變，回應大家嘅睇法，而且亦冇話一定要去維園」。
除了悼念活動公式化的討論，另一大爭論就是「關心本土」與「建設民主中國」之分歧，時移世易，她笑言，幾年後的今天，連走進維園也面臨被捕風險，當年那些傷人的唇槍舌劍，真是非常「無謂」。
幾年前談六四集會傳承，是老掉牙的問題，但今天國安法籠罩的時代裏，六四傳承卻成為了件「必須捍衞」的事情，「視覺上係有特別嘅象徵意義，每年外媒都一定會嚟影相」，她強調，形式有形式的力量，「六四集會係無法被替代嘅，中共最討厭呢個形式同象徵意義」。
形式上的意義能否繼續傳承，早已不是年輕人願意接棒與否，大家心裏都知道六四31周年後，燭光集會也許已成絕唱，但周澄覺得八九年那種「共同體」的團結精神，應該被傳承下去的，「當年籌款、黃雀行動，呢種無私地幫助別人嘅精神，其實同反送中、香港抗爭運動係一樣嘅，香港人不平則鳴！」時空也許有所差別，但這樣的守望相助，不也是六四學運的一種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