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媽媽都會帶我去燭光晚會，自小已成為習慣，冇咗唔得」，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說，當年即使身在彼邦讀書，亦要辦六四講座，她無法容許自己在六四當天甚麼也不做。六四是她認識中國的起點，後來回國參與大小的勞工維權運動，跟六四始終脫不了關係。
畢業後回港，她一直都在支聯會當義工，遊走於國內與香港之間，一河之隔，看盡人性，維權之路如逆水行舟，眼看近年情勢每況愈下，她無奈亦憤慨，十年維權工作，讓她知道「可見性」的重要，「喺大陸，維權人士越嚟越不可見，越係地下化、公眾見唔到，公共層面就只剩政府論述」，當大家都看不見跟自己一起抗爭的人，就難以堅持下去。
她擔心，在可見的未來香港將會面臨同樣的狀況，「中國民運人士好慘，好孤單咁去做」。支聯會中，她是最年輕的一個，組織內「大佬」身陷囹圄，再談傳承，彷彿是把傷痂一再掀起，是沒有後來者了，大家心裏有數。然而事已至此，六四燭光的傳承早已不只是支聯會的事，而是香港人的事。
「只要我哋相信集會係香港人嘅基本人權，知道打壓係唔合理，就要反抗，未去到落街點蠟燭都犯法啊嘛！」她認為，在香港任何地方點燭光都是合法的，不應太多假想限制，更一再強調燭光必須是「可見的」，在家點燭光當然是悼念的一種，但運動必須帶有「公共性」。社會處於恐懼當中，她也害怕，但必須繼續前行，「要做有力量嘅運動，就要接受風險，政權打壓就係因為你有影響力，無關重要嘅活動，係冇意義嘅」，她說風險一定存在，但要來便由它來吧。
本身是大律師的她，早已評估入獄風險，當這麼多前輩戰友已被判入獄，她被推上了前線，擔當起「唯一承繼者」的責任，根本無人知道她會否是下一個，「坐監唔係終結，放出嚟再做過」。支聯會也許最終潰不成軍，30多年的薪火終將無法相傳，但鄒幸彤覺得不應執着於組織的傳承，而是運動本身的傳承。
六四是很多香港人的社運起步點，不為自身利益去努力感受，32年前香港人第一次感受到，「呢條係黑白良知嘅底線，照妖鏡咁」。32年前的約定，我們今天能以其他方式守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