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六四夜就點起的維園燭光，延續了29年。相信很少人知道，最早提出以燭光哀悼六四死難者，是詩人戴天，他在上個月8號去世。
1989年8月中旬，我主編《九十年代》月刊，收到戴天的投稿，題目是〈共此傷痛愛惜的燭光〉，文章刊於九月號。文章中，戴天建議9月12日零時，即六四死難英靈的百日忌辰，家家戶戶，滅去電燈，在窗台上點起一支蠟燭，以至於盡，以此來寄託我們刻骨銘心的痛惜。他又提議以後每年六四周年，都以這方式，抒發沉哀，時刻反思，「敬申吊於英靈，寄長懷於民主」。
百日祭點燭沒有實現，但從次年六四開始，燭光每一年都在維園出現了。今年不能在維園點燭，不妨考慮一下戴天當年的建議：大家在窗台點一支蠟燭。
戴天學貫中西，閱覽寬廣，寫詩為文較少涉及政治，但從六四後這篇文章，足見他的感情所寄。
知道戴天這名字，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在《新生晚報》副刊專欄「四方談」。「四方談」由四位文藝青年輪流執筆，分別是戴天、陸離、李英豪、劉方（羅卡）。後來，羅孚設統戰飯局，戴天和一眾文藝青年被邀宴，我也敬陪末座。這次是我們第一次認識。當晚飯局後發生一樁韻事：一位青澀的女作家要戴天送她回家，戴說自己另有事，這少女竟站到馬路邊哭起來，弄得戴天頗為尷尬，我們這些初相識的人也手足無措。不過，後來知道這只是出自少女仰慕詩人之心，並非二人有甚麼曖昧。講來這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也。
數年後，我創辦了《七十年代》月刊，戴天與友人創辦了《盤古》雜誌。《盤古》開始時辦得有聲有色，引領當時的大學生思潮。不過後期有中共在港的出版機構拉攏、統戰，辦得越來越左，戴天退出了。他後來與友人辦《八方》文藝雜誌，開頭也有左派背景，不過他很快又退出。
戴天原名戴成義，取名戴天，讓人想到「不共戴天」。他年輕時以「田戈」為筆名寫影評，「田戈」二字，正是「戴」字去了「共」字。戴天一生交遊廣闊，跟左右派、台港大陸海外的各類文化人都熟，都可以高談闊論，但說到敏感話題，在避重就輕之餘也有所堅持。所堅持的，就是不「共」的田戈耳。
戴天自己解釋取「戴天」此名的原委，是來自漢朝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頭上頂着一個盆子怎麼去看天呢？指行為不能與目的相違背。唐朝顏師古注：「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意思指兩者不可兼得。
左右難以逢源。愛中華大地、愛中國文化，就不能同時兼愛糟蹋環境、摧毀文化的極權。愛社會主義之國，就不能兼愛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之制。
1987年和戴天一起應邀參加新加坡文藝營，是記憶中與他日夜相聚最久的時日。那年應邀前去的還有台灣的黃春明、陳映真，中國的馮驥才、諶容。臨別前夕，大家在戴天房間聚談到凌晨3時。馮驥才講話最多，他說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模式，進入人的心裏，發展成一種社會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是不可逆的，無論怎麼批判都拂之不去。比如文革的「語錄狂熱」和「像章狂熱」，都有民族文化的心理因素，又經文革而加強。既不可逆，徒讓人悲觀。戴天喟嘆，但說作家的使命是發掘問題，而不是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戴天中西文學淵源豐厚，唯中國始終是其感情所寄，九七前離港，莫非詩人預見到一國豈容兩制？「戴盆何以望天」？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