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聽障少年襲警案，那位少年最終被判入更生中心，他的媽媽在庭外不斷拭淚，旁聽人士都紛紛上前安撫。此時傳來一把渾厚的男聲：「我個仔入過沙咀，有乜都可以搵我。」他慢慢解釋更生中心的程序：一般刑期、探訪安排、物資要求⋯⋯清晰地娓娓道來，少年的媽媽稍為安心。
這位爸爸跟記者說，兒子原獲判感化令，但被律政司覆核刑期，改判入勞教中心。聆訊期間，他發現旁聽席上全是陌生人，至覆核聆訊時，更有一班人送別他兒子的囚車。旁人的無私，令他醒覺也要站出來。於是他一有時間便去旁聽，特別是覆核案。
他總是靜靜地站在庭外的某個角落，留意被告父母的去向。然後，待空間裏的一切情緒稍為平復，他便會走近庭外的木椅，甚或走進律師剛離開的會見室，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他說話總是帶着溫柔和理性，很節制的流露情感，唯一一次見他悲憤得哽咽，是談起別人的案。
終於等到兒子入住勞教中心的最後階段，兒子搬到中途宿舍，每天都會外出打工。爸爸那段時間每日都預早到餐廳下單，把握短短20分鐘的晚餐空檔，與兒子相處。法庭新聞已成為這對父子的日常，每天談的也是那天有甚麼案件、誰被判了多久。兩父子有一搭沒一搭的交流，兒子一邊急速地吞下黃咖喱飯，一邊「嗯嗯呀呀」回應爸爸。轉眼之間，就20分鐘了。
兒子刑滿出獄那天，兩父子拖着行李，緩緩從宿舍斜坡走下來，穿過橫跨大馬路的天橋，到達一個簡陋的巴士站，兩人靜靜等着巴士。15個月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不用趕着上法庭，不用趕着說話，不用趕着吃飯。因為這一刻，就是自由。然而，兒子稍後還要面對一條暴動罪，一旦定罪，可能面對四年以上的監禁。
兩父子都說，之前有很多事，因為種種原因都說不清。藉着今次訪問，他們首度分享了自己15個月以來的心聲。
記者：黃健朗
作為父親，我好像甚麼也幫不到。少年院舍的職員告訴我，阿仔一知道律政司要覆核，即時變得沒精打采，不再打籃球，坐在一旁自言自語。他先被還押在壁屋監獄，然後被判感化令入住少年院，律政司覆核判刑，改判入勞教中心⋯⋯足足15個月，很漫長，很艱難。
記得聞判那一刻，很徬徨。我們只是升斗小市民、一對平凡的父母，面對律政司覆核可以做甚麼？我聽過沙咀懲教所，但從未試過着意研究。阿仔實際要坐多久、每日要面對甚麼，全不知道，只知網上寫的最長刑期是六個月。有人推介我去看《同囚》，我看完後很憂心，懲教人員會這樣對待阿仔嗎？阿仔會捱得住嗎？可幸的是，後來慢慢從他口中得知，現實不如電影恐怖。
我們兩夫婦通常選擇在星期六、日探阿仔，因為東涌有11A巴士直達沙咀，不用像平日要在山上下車，走到山下的沙咀，再走回山上等車，但就一定要搭上早上10點25分那班巴士，否則錯過了便要再等半小時。
香港疫情最高峯那段時間，特別艱難。懲教署將家屬探訪由一個月四次減至三次，最後減至兩次。試想像，阿仔只有15歲，兩星期才可以見一次家人，又不可以打電話，會怎樣影響他的心情？我們每星期都會寫信，有時會剪報，希望讓阿仔知道外間的事，後來越剪越多，才知道原來剪報不可以超過四張。懲教署的所謂規矩，很多時都是做過先知。
每次探訪我都會問：「點呀？捱唔捱到呀？」玻璃對面的他總表現得淡定堅強，卻完全沒有笑容。我最記得一次，阿仔轉了「藍牌」，即是刑期已過三個月，他告訴我生日餐有加餸，說了一句「嗰次真係飽呀」。我當下很愕然，追問他平時是否吃不飽，他才淡淡然說：「唔飽㗎，六七成㗎咋。」後來天氣轉冷，我問他保暖衣物是否充足，他又不斷說：「夠呀夠呀。」追問之下，他才跟我說，有時候一大清早在操場步操，冷得鼻水直流，全身不住發抖。沒辦法，裏頭的生活就是由他們控制，你沒權去爭取些甚麽，目的就是要懲罰這班細路。你說「教」嗎？我實在看不出來，我只看見「懲」。
阿仔在沙咀服刑五個月後，搬到中途宿舍居住。這是勞教中心的最後階段，阿仔每日會朝九晚五外出打工，晚飯後要準時六點回到宿舍。我每日都會去他打工的地區，在附近餐廳叫好餸等他，把握機會與阿仔吃20分鐘晚飯。阿仔是個「飯桶」，最愛吃飯，每次都是狼吞虎嚥，我看着是安慰，也是心痛。雖然每次都很匆忙，很多事都沒機會詳談，但可以在一個私人環境暢所欲言，不怕被監聽監視，真的很難得。你說，言論自由多麽重要。
阿仔的性格如何？他特別黐家，比較佻皮，但開朗隨和，正義感很強。少年院的社工、沙咀的懲教人員都不約而同的告訴我：「你個仔喺度好乖，你放心啦。」當下我感到安慰的，但後來再細想，既然他是乖，為何如今會落得如此田地？是社會選擇了他嗎？不，是香港所有的年輕人，是時代選擇了他們。年輕人眼見政府不聽民意，才會如此憤怒，他們真的有罪嗎？為何如今人人都要受牢獄之災？
法官說：「年輕唔係求情理由，拘押式刑罰係必要。」以往的香港不是這樣的，以前法庭會考慮被告初犯，會憐憫年輕人，繼而有寬容的判決。現在就一定要阻嚇，一定要年輕人愛國。政府真的知道「愛」從何而來嗎？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即將面對判刑，從家屬口中得知，他的婆婆患重病，小朋友不知所措的問：「咁點算呀？我有冇辦法出返嚟？」我很難受，真的很難受，究竟為甚麼要這樣折磨這班年輕人？為甚麼要趕盡殺絕、寸草不留？
阿仔重獲自由之後，我如釋重負。因為我之前一直瞞騙着他的爺爺。老父已經90歲了，我怕他承受不了真相，我說，阿仔去了外國交流，短期內因為疫情無法回港。現在一家團聚，事情總算暫告一段落。阿仔，我想說的是，內心團火不要熄滅，但信念歸信念，行為要謹慎，不要衝動，不要讓政權再有藉口將你入罪。你不一定要永遠都「捱得住」，「捱唔住」的時候，可以與父母分擔，知道嗎？
在沙咀的會見室，隔着玻璃看父母憂心的臉。我告訴自己這是磨練，我一定要堅強，不可再令他們擔心。那一年，我15歲。
律政司覆核判刑前，我被判入少年院接受感化，過的是宿舍生活，而勞教中心的生活，是真正的牢獄生活。我喜歡籃球，但那時得悉覆核的消息，手腳都像灌了鉛，都提不起來。我只想靜靜坐在一旁，哀悼即將逝去的自由。
轉到勞教中心，第一件事是鏟青。我原本頂着一個「冬菇頭」，還柙後頭髮被鏟剩六毫米長。對，是會看見頭皮的長度。在沙咀最初的兩個月零三星期，我是「白牌」，再過一個月，就是「藍牌」，頭髮可以留到九毫米長，最後兩個月是「黃牌」，此時你已不會再看見我的頭皮。沙咀的少年犯，頭髮越長，越接近自由。
我們每朝準時4點45分起床，馬上摺毯和梳洗，毯最少要摺得起角，但沒特定標準，每個值日官都有不同要求。每天早上，阿sir都會檢查我們的皮鞋，所以皮鞋也要磨得光亮，如果不夠鞋面光滑，他有時會用棍敲我的鞋頭。磨皮鞋是一門深奧的學問，你需要小心控制鞋油和水的份量，若份量不對，鞋會變「啞色」，有時未必會用水，要用口嗄一口氣；手指打轉速度也會有影響，打小圈和大圈都有差別。大概用了兩個月吧，間中也要請教前輩，我便「磨」出一套獨門技巧。
體育堂最難捱。每一節45分鐘，主要做掌上壓、仰卧起坐、提腿等體能訓練，每15分鐘一次30秒休息，其餘時間不停做，要全部人「打掃」，即是要齊上齊落，要一起吶喊着數「123⋯⋯223⋯⋯323⋯⋯」。課堂內容視乎阿Sir心情都會有變化，試過大家表現好，有七分鐘時間拉筋。但有天堂自然就有地獄。一人犯錯，集體受罰。我很記得那天操場下着毛毛細雨，地上是濕滑的硬地墊，我們45分鐘內沒喝過一口水。阿Sir最後厲聲問：「做飽未？」我們說飽了飽了，一起喊一聲Sorry Sir，地獄總算結束。那一刻，我分不清身上的是雨水還是汗水。
早餐星期一至日的菜色順序是：豬雞牛豬牛豬牛。不論運動量有多少，一日三餐的份量永恒不變，一勺飯、少許肉和「適量」的菜。我最期待晚餐，不是因為「雞魚雞雞雞魚雞」較好吃，而是相隔上一餐已有五個小時，剛步操完的肌肉正在發痠。惟獨是我生日那天，碟子明顯大了，多了一勺飯，多了肉，還多送一隻烚蛋。
生日那天我真的飽，真的飽。我對爸爸是這樣說的，我習慣報喜不報憂。爸爸隔着玻璃問我的問題，我盡可能輕描淡寫回答，以免父母過份擔心：「捱到呀。捱到呀。」我不敢說冬天步操冷得入骨，我不敢說我希望多吃一勺飯，我不敢說我每晚累得倒頭就睡。
我不敢說，我孤獨。最初那段時間，沙咀很少「社運人」，我也刻意疏遠那些有黑社會背景的少年犯。我每日最期待是聽見有人叫我的「冧巴」，喚我去收信。我知道外面還有人支持我，他們的文字讓我心靈有所寄託。直至冬天，因社運案而被判入勞教所的少年越來越多，我們便慢慢形成一個小社群。每逢星期六、日放假，我們都會聚在一起看電視。大小電視各一部，規則較寬鬆，不一定要看無綫，可以轉台看ViuTV。旅遊和飲食節目最受歡迎，可讓我們片刻想像自由的滋味，我自己則最期待NBA球賽直播。我們也會聚在一起讀報，可選的只有《明報》和《星島》。我主要留意與手足相關的法庭新聞，有時得悉手足被重判，我們都好難過。
記得一次有手足刑滿離開沙咀，有朋友忍不住衝動，在飯堂看着手足背影高喊一句：「煲底見！」他最後獨自囚禁了三日，再被加監一個月，是沙咀最重的懲罰。雖然日子難過，但我還是很愛這個城市呀。回想上庭那一刻，我看見旁聽席擠滿了陌生人，我不再孤單，因為我知道有人陪着我走，是他們給了我力量。現在重獲自由的我，也很渴望可以陪其他手足走下去，讓他們知道：你並不孤單，我們都在。
後來轉到中途宿舍，終於可以外出與父母吃飯，雖然只有20分鐘，說話只能精簡，但我們之間再也沒有阻隔，身邊再也沒有懲教人員的監視。第一餐，是久違了的咖喱牛腩飯。
我眼中的爸爸如何？之前我總覺得他嚴肅，但這段時間我見他為其他手足奔波送物資、到法庭旁聽，我才發現他其實很懂得體諒別人。原來爸爸嚴肅的背後，是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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