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噚日先有中學同學嘅媽咪打畀我，叫我小心……」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苦笑。顛覆、取締，臨近六四32周年，支聯會再次成為焦點，有名有姓的口誅筆伐，只聞消息的吹風，恐懼，就像一場預知會來的瘟疫，蔓延香港每個角落。大抵，這陣子很多香港人都被問過這樣的問題：你驚唔驚？你走唔走？「我就嚴重啲，唔係問你走唔走，係叫你走！」說完報以鄒式招牌朗笑，儘管大笑前，說起內地的維權朋友，這個科研出身、今日又是大律師的劍橋尖子，才剛抹去眼角的淚痕。
記者︰呂麗嬋
臨危受命，走到幕前，鄒幸彤說理所當然，只因曾幾何時，香港是九七後唯一能在六四點起燭光的中國領土，彌足珍貴；只因她深信黑暗未到盡頭，繼續縮只會繼續壞，再無退路。記者問已有坐監準備的她，當下最恐懼的甚麼？小妮子認真想了一陣這樣答：「係要好屈辱咁生活，成世唔可以講真說話。」不讓恐懼蔓延，拒絕遺忘，鄒幸彤說，是當下最重要的事。
公眾假期的下午，約訪鄒幸彤，地點是她位於中環的律師樓。窗外陽光燦爛，偌大的辦公室水盡鵝飛，只有她一人在會議室對着電腦埋頭苦幹，身上的白色T恤，印着的是《文匯報》八九年的一篇報道，那一句「血染十里長安街」，觸目驚心，也是很多代人的夢魘。「一陣做完訪問，仲要去做街站……」說着，眼睛還是沒離開電腦屏幕。只是再忙都好，六四前的街站，她還是「老是常出現」，由銅鑼灣到旺角，拿着咪聲嘶力竭，讓市民簽署弔唁冊，預早派發白色洋燭，只因要為今年充滿變數的六四燭光集會，做好最後準備。
「仲爭取緊六四當晚喺維園集會，已通知咗警方，亦有會面，可以做嘅嘢已經做晒，佢一日未拒絕，一日都仲叫有機會。」十四名支聯會常委中八人被告，其中三人身在獄中，正、副主席李卓人和何俊仁已失去自由，鄒幸彤臨危受命權充發言人，小妮子說人手少了，但支聯會的工作並無停下來，除申請待批的遊行和燭光集會，街站和講座亦會如期舉行；六四館希望趕及月底前重開，會有全新的相展。背後仍有很多人在努力，可以做、能做的，一件都不會少。
月初，支聯會就召開六四前最後一次常委會，討論若一旦否決申請，是否繼續在維園點起燭光。「其實自上年六四拉咗人之後，差唔多每次常委會開會，都會討論呢個問題，有咩擔心有咩顧慮，大家攤出嚟傾，支聯會最好嘅地方係相對純粹嘅團體，為佢宗旨而活，並唔係有具體嘅議席要去搶，或者具體資源要去爭，只係做好五大綱領嘅事情就OK，呢樣嘢確定咗，分歧就唔會太大。」
只是在紅線不斷收緊、在參與悼念也判監的今天，寒蟬效應已出現，一條確保安全的界線可以如何訂？「如果法律清晰，合法會係一條線，但問題係法律唔清晰，講唔到合法嗰條線係可以點樣守，假如佢話維園嘅集會佢哋拒絕咗，我哋大聲疾呼話要去維園集會，就做唔到嗰件事出嚟，合法嗰條線唔係一條線，如明刀明槍禁集會，用迂迴嘅方法令呢樣嘢成真，呢樣嘢同原則底線係唔同，係行動空間嘅問題。」
在支聯會四面受敵的當下，由幕後走到幕前，臨危受命的鄒幸彤說非她所願，並非因為害怕，而是擔心太高調，或令她不能再自由往返內地，影響日後支援內地民運的工作。「等於好多人叫你唔好做呢件事，如你做嘅話，梗係有呢啲聲音，有啲可能係吹風、有啲可能係善意，但喺我心目中，只係和平集會，點解要咁驚咁緊張？」只是，恐懼就像一場預知會來的瘟疫，很多人說鄒幸彤很勇，她說只是一場誤會。
「我唔覺得自己特別勇，我只係繼續講我相信嘅嘢，同以前無分別。」她說：「喺呢個社會環境之下，屋企人同朋友都會擔心，噚日先有中學同學嘅媽咪打畀我，叫我小心啲，都係善意嘅提醒。」聽得多有無動搖？「咁又真係冇，一開始參與支聯會同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嘅工作，有啲嘢係預咗……我做好多跟進異見人士良心犯嘅工作，情況差好多倍，一失蹤就失蹤，幾年唔見，受到酷刑對待，呢啲先真正得人驚，𠵱家嘅呢種吹風，只係小意思。」
沒打算移民的鄒幸彤，說話總是很直率，走進漆黑隧道，她說最黑暗的日子尚未來臨：「佢要再打壓落嚟控制個社會，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可以做，我覺得我哋係要有咁嘅心理預備，可以再黑暗，但呢個最黑暗可以係幾快，係在乎我哋有幾硬淨，有啲我哋堅持做開正常嘅嘢，應該繼續去做唔好縮，如果你覺得𠵱家最壞，已經縮到盡，期望唔會再壞落去，現實上係唔係，係會繼續壞落去。」只是最令她恐懼的，不是預期中的打壓，也不是坐監，而是「要好屈辱咁去生活」。
「唔係特別驚坐監，你見到好多例子，坐完監出嚟再做過囉，劉曉波都係咁，冇大不了，我最驚嘅反而係你要我好屈辱咁生活，成世唔可以講真說話，做啲嘢要避避忌忌，國內做律師係要宣誓效忠共產黨，我真係做唔到，驚嗰啲多過驚要坐監，最驚係要做嗰啲要跪喺度生活嘅人，呢種狀態我係好驚。」還有最害怕的，是被沒收回鄉卡，不能再返內地，做她熱愛的維權工作，與本是同根生的戰友，繼續並肩作戰。
「支援12港人，係一個最明顯嘅例子，香港人向內地人求救，佢哋會覺得香港人點都要幫，係不論代價咁幫，呢樣嘢係我哋永遠還唔到，內地維權，香港人其實好少關注，關心嘅可能來來去去都係嗰一百幾十人，但原來國內嘅朋友係會覺得：香港人係點都要幫，呢個係唔對等嘅代價……有名字嘅，我哋知道失去咗律師嘅專業資格；有啲無名嘅，都付出咗好大嘅代價……」說着，一直表現硬淨的她，流下感觸的眼淚，中港命運相連，她說，從來不單是口號。
父親是會計師、母親是職業治療師，生於自由的中產家庭，鄒幸彤中學讀傳統女子名校，成績標青，大有條件活在象牙塔。初中迷上金庸，喜歡大俠郭靖，討厭萬人迷楊過，她笑說自己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很大程度來自武俠小說，由秀麗山川到背後的歷史文化故事，對中國人的身份，她不諱言並不特別抗拒。「可能我真係一個左膠，唔覺得要用中國人香港人嘅身份去區分一個人，香港人其實一直好幸運，因為歷史嘅偶然嚟到呢片土地，既然有咁嘅自由，就有責任做多少少。」
六四那年，她四歲，媽媽懷着弟弟，取名「學希」，即「學運的希望」，單看名字，父母對鄒幸彤的期許簡單得多，就是要做一個幸福的快樂兒童，偏偏這個幸運兒，對別人的不幸特別敏感。「細個好簡單，只係知道學生追求一啲好好嘅嘢，結果政府殺咗人，只專注屠城呢件事，真係到讀大學，先開始認識背後嘅民主運動。」不同年代的人，因着不同的經歷，關注的事也會不同，鄒表示她成長中的政治啟蒙，是六四；而讓她看到堅持與希望的，是維園上的燭光。
「我長大嘅經驗係年年都去六四集會，無論行到幾遠都好，我都會認定佢，唔會忘本，正如參與過2019反修例運動嘅朋友，你唔可能將你嘅手足、你嘅朋友掟開唔理。」大抵遊子總特別思鄉，在英國留學的幾年，她無法親身到維園，就自己一個人在宿舍點起白燭，看支聯會直播燭光晚會，隔着屏幕，看到漆黑中如螢火蟲的點點燭光，就算相隔千里之外，也讓她無言落淚。「嗰時英國冇人搞六四悼念活動，我就諗不如自己搞。」
在校園播放維權紀錄片、請來王丹、魏京生主持講座，坐爆可容納幾百人的大講堂，她甚至搞搞新意思，在劍橋河放六四水燈，以新穎的形式掀起討論，正是從那時開始，零散地認識到散落四方的維權朋友，只是真正讓她下定決心，由科學領域轉投人權工作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年，她仍是劍橋大學主修地球物理的研究生，正在撰寫博士論文，研究地震，同學都是全球精英。
「嗰時喺青海高原有數據收集站，對於科研嘅人來講，有好多好重要嘅data，係好珍貴嘅時刻，只因（中國政府）覺得局勢不穩，拉薩有人搞亂檔，四川又有人維權，研究立即叫停，嗰時我就覺得，喺呢個咁嘅制度下，做科研又有咩用？政治安全根本已壓倒一切。」科學救國，原來只是良好的願望，抵不過豆腐渣工程。站在十字路口，她希望從根本開始，做回人的工作，掙扎一年多，2010年，她下定決心告別劍橋，回港由零開始。「冇話可唔可惜，夠食就OK。」說時一臉理所當然。
「嗰時喺英國，同好多流亡朋友傾，但你會覺得呢啲都係二手資料，嗰時好想搵一份工係可以返內地，想實地去睇吓，你睇啲報告又好睇啲NGO（非政府機構）講嘅嘢又好，始終係人哋做嘅嘢，有冇佢哋講得咁衰？政府講嘅嘢又係咪都啱呢？想用自己隻眼去睇。」她的科學精神其實從無改變，回港後第一份工是在支聯會做時薪打雜，搬搬抬抬，擺街站黐信封派白洋燭，在六四晚會幫忙打點。
「嗰時返到嚟乜工都冇，唯一識嘅就只有支聯會，係有少少騎牛搵馬嘅心態，雖然講支聯會係牛好似好衰，不過事實真係咁……」她大笑。及後如願加入內地的勞工組織，處理大量中國勞工職業病支援：「俾人掟返大陸聽審，自己無讀過法律，好多嘢唔識」。走進不同領域，她花了另外四年，在港大讀法律，考獲大律師資格，又再一次由零開始。直至2016年才正式成為支聯會常委，她說都是因緣際會，只因傘運過後，學聯退出支聯會，年輕一代與支聯會漸行漸遠，剛好遇上改選常委會，八十後的她算是少壯派，被游說下儘管一試，大抵當年也從無想過會越走越前。
「一直嘅工作重心都喺內地，一開始唔做常委，都係因為做好多中國嘢，低調啲係比較方便……」如今由幕後走到幕前，非所願卻又是理所當然，擅長補位的她，不認為幕前比幕後風險更高，只是理性的她，不諱言有心理準備有機會入獄：「對比起2019反修例運動，嗰啲被控暴動罪、可能要坐十年廿年嘅朋友，我哋呢啲和理非，最多坐兩年，不算甚麼……」窗外陽光燦爛，性格爽朗又愛笑的鄒幸彤，拍照時一再叮囑記者不要影得她太苦。這樣直率硬淨的揚眉女子，今日的香港，還容得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