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行人天橋上，袁德智（Jerry）拿着大聲公說話，羅子維和胡凱仁（Ryan）捧着一大叠單張派給過路人，三人在個多月前組成「街站師」，周末或平日傍晚到不同地方派單張，講述國安法、鎖港條例、抵制新疆棉、六四歷史等議題。
有人拿過單張後駐足細閱，有人拿起後看了幾秒隨即丟在地上，然後一邊走一邊大聲謾罵。一年前，開街站是一件比「和理非」更和平的事，時移世易，今天已是風險極高的行動。然而，開站師堅持走在鋼線上，他們既想把一些訊息帶給公眾，更是一種姿態，他們只想讓人知道「仲有人做緊嘢」。
記者：梁嘉麗
在如此紛亂和頹靡的世道中，到底還能夠做甚麼？沒有人能說出一個確定的答案，但始終還是有人死心不息。Jerry、羅子維和Ryan決定以「開站師」之名繼續走下去。初選47被捕者之中，有些是Jerry的朋友和昔日戰友，朋友身陷囹圄，他覺得自己沒法甚麼也不做，最重要的，是要戰勝恐懼情緒。
開站是設置街站，向途人宣傳一些信息與理念。有人不願在白色恐怖下投降，有人決意把恐懼掃清，「開站師」希望透過行動，戰勝恐懼，哪怕只是微小如開街站，都要持之以恆的做，「想empower大家，令同路人知道仲有人做緊！惟有互相充權，先能夠戰勝恐懼」。在國安法壓倒個人意志的年代，Jerry覺得很多人也感到迷茫，不知道還能做甚麼，「在過去幾年累積咗少少社運經驗，開站只係盡做，每個人都有自己崗位」。
一人一咪一枱，就是「開站師」，說起來簡單，卻未計算被捕風險。首次開站，不足10分鐘即迎來30多名警員的「關注」，Ryan說雖然一早已預料到，但被圍之時，依然感覺震撼。那次他們沒有被捕，只是被警方「善意提醒」超過四人就有機會干犯防疫條例，擾攘一輪後，警員就撤退了。
很多人拿了單張後，小聲跟他們說要小心，又或說聲加油，他們只希望香港人能在恐懼的迷霧中，重新找到方向，跟那些依然默默前行的同路人相遇，哪怕只是泛起一點漣漪，「一切行動其實同時提醒自己，唔好忘記，喺國安法嘅時代，希望可以做榜樣，令更多人勇敢企出嚟，好多人未放棄」。
他們上月在社交媒體開設專頁，不到幾天就招徠建制傳媒的「垂青」，寂寂無聞的三人，一夜之間登上了報章A1頭條，被說成是「獨莊」，Jerry認為被追擊是意料中事。羅子維則說國安法的界線非常模糊，「無人知條線喺邊，對方一聲令下，話入就入，好似閃避球咁就算好小心去避，如果對方夾硬拉，一丁點都會入到，避無可避」，他覺得現時情況，只要是對政權不利的組織，就有被捕風險。
戰勝恐懼，是他們開站初衷。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會成為對方眼中釘，但「恐懼」讓他們做得更多。一個月內，他們已開了共六、七次街站，講過國安，亦有關於「鎖港條例」。「國安大法好！」Jerry這句開場白在兩個小時的街站中，不斷迴響，以為他必然述說國安法不妥之處，卻來個強烈反差，只陳述法例實施後的一些具體數字，例如香港經濟自由指數、學術自由指數的驟降。一切事實放在眼前，如何詮釋各人心中有數。
Jerry是中大學生會首個本土派內閣「星火」的外務秘書，去年畢業於政治與行政學系後，現時在大學做研究助理，他說從來只想走學術路線，但時至今天，行動與理論之間，他卻選擇了行動，只因從前站在最前的朋友，不是已離港，便是已被關押。他想證明，香港的公民社會，還未完全消失。
「行學者路線、發展理論要長時間，未必幫到公民社會，要用行動提醒自己唔好忘記。」羅子維說。他說了不只一次「盡做」，的確，幾個月前的他依然雄心壯志，當時還是中大學生會「朔夜」外務副會長，被校方封殺繼而總辭後，他覺得制度內的民主空間越來越細，倒不如在制度外多做一點。
他們一再強調，自己的角色是「補位」，「前線已『死得』七七八八，我哋就有義務去補位，作為二、三線嘅人就要行前，如果要追求某個價值，就要走多一步」，當各間大學的學生會陸續「淪陷」，羅子維選擇以「公民」這個身份繼續參與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就係反抗極權中嘅一員」。
槍打出頭鳥，三人謹慎行事，只望令港人知道「人心未死」，面對國安法，他們處之泰然，「我哋接受國安法係既定事實！」Jerry說。這個城市不但要面對恐懼，還要面對因恐懼而引發的逃亡潮，讀地理系二年級、現任浸大學生會評議會秘書的Ryan覺得港人的離散，讓他反思民主與地域的關係。
「到底我哋係追求緊個人自由，定係香港呢片土地嘅自由呢？香港呢個地方其實係情感嘅載體，獅子山、茶餐廳呢啲自然同人文風景，無辦法喺其他地方搵到，亦複製唔到。」Ryan說。
牽絆着他們的，是這個地方一景一物，亦是那些曾經共患難的人們，Jerry跟梁晃維識於微時，魂斷金鐘的梁凌杰更是羅子維的中學師兄，「同一個校園長大，佢係第一個犧牲，同佢係血脈相連嘅手足。民主已係其次，情感先係第一priority」。經歷了兩年社運洗禮、被大學紀律處分，羅子維已有心理準備，隨時不能畢業，但他依然豪情壯語，「喺呢個時代，已無法理性，唔講戰略，只能感性，『希望』已經唔係必需品」。
再沒有人能夠說「因為有希望才做」這種說話了。他們都說，要把香港命運，放進自己的人生規劃中，「手足係骨肉至親，齊上齊落就係無論呢個地方發生咩事，都要互相扶持」，對於他們來說，香港是養育他們的一片土地，無論身在何處，土地的情感始終是牽引着他們的。
「香港生我育我，好多社運前輩已經『社會性死亡』，事已至此，唔可以思考太多代價，每個人都有責任做應該做的事。」羅子維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