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駐北京記者任大偉（David Rennie）在其「茶館」專欄說大陸新近的「上岸」現象：著名大學畢業生捨棄外國跨國企業優差而投考國家公務員、深圳科技專才返江西鄉下當地方幹部、為下一代爭取優先入讀學額，未有子女的大學教授到尖子中學任教。顯而易見，所謂「上岸」就是但求安穩唔想搏也。
人各有志，唔想搏無可厚非。就此寫上一筆，遺傳了從微見著基因的任先生──乃父為冷戰時期MI6主管──顯然覺得此非特殊案例而是個普遍現象。果如是，人心此轉向後果可大可小。猶記1993年之冬，隨佛利民到上海見識，當地的朋友請來豁了出去的國家職工解說放棄安穩鐵飯碗「下海」經商的因由，初次聽到「下海」之說。
當了一輩子做又三十六，不做依舊是三十六的幹部，怎曉得甚麽叫做生意？當然不曉。然而鄧小平落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的最高批示，釋放了凱恩斯說的animal spirits；於是舉國上下，不管是否做生意的材料，人人心口掛個勇字，「下海」經商去也。即使是高人一等的國家職工亦不例外。
識時務者為俊傑。話頭醒尾的精英才俊現今已然體察時與勢俱已變，是以紛紛「上岸」收藏起自然迸發的animal spirits以待時。任先生指此番轉變來得急劇。才不過十年前吧，名校畢業的精英莫不以跨國企業為求職首選；除了工資高，打外國公司工且有機會出國，見識世界。哪怕是五年前，精英們猶以阿里巴巴、騰訊等高科技企業為求職對象。如今尖子們可打崩頭投考公務員去也──每年過百萬人應考，只聘用兩萬多人──這到底反映些甚麽？
好幾年前的大陸花邊新聞：三呎孩童的「生涯規劃」是做貪官。然而在厲行打貪的習近平新時代，精英若是為求財而當公務員，恐怕此路不通矣。公務員工資雖然遠不及私人企業，任先生指出，有房屋、醫療津貼，再加上長俸、退休金……；整體而言，待遇不薄。面對「上岸」唔想搏之情景，有些專家認為中國不難已墮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自此經濟將像南非或巴西那樣在中位俳徊，難以更上層樓。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工資上漲，一方面導致加工行業外遷到工資更低的地方；另一方面生產經營乏力深化提升，經濟由是停滯不前。可是此顯非中國的境況。從阿里巴巴、騰訊到華為、小米、字節跳動……，即使不是走在高科技發展的最前沿，橫看掂望中國也不像是墮入了甚麽陷阱。
說到收入，據「胡潤全球富豪榜」所示，去年全球有3,228個身家起碼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上榜；中國獨佔1,058名，接近總數的三分一；數目之眾，舉世無雙。美國居第二位，才不過有696人上榜。中國的富豪大都沒有祖蔭可言，得以上榜是靠發揮人皆生而有之的animal spirits、抓緊開放的機遇而拼搏努力致富。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哪能一下子造就過千名世界級富豪？
超英趕美，創造了全球最多的超級富豪，婦孺皆知功不在全知全能的中央計劃，否則解體前的蘇聯、中共建國的頭三十年以至現今的古巴、北韓理應是全世界最富裕而非在飢饉邊沿掙扎的國家了。改革開放而超級富豪湧現，鐵證如山那是解放人的animal spirits、「下海」創富衝動和幹勁迸發的成果。 然而那是望後鏡裏的璀璨景象了。往前看，國進民退、經濟重新中央集權；精英話頭醒尾，「上岸」埋藏幹勁。這一切將有何後果，大家心中有數矣。不贅。
叫人憂心的又非獨精英「上岸」而已，人口結構同樣令人樂觀不來。最新公佈的2020年普查結果顯示，人口雖沒有如事前一些揣測所指下跌了，新生人口只有1200萬，數目較2019年大跌18%，是個歷史新低。加以陰（佔人口總數48.8%）陽（51.2%）失調，而1.3的婦女生育率遠低於維持穩定人口所需的2.1，在在顯示，縱使去年人口沒有下跌，往下去負增長勢所難免。
後果之一，是人口迅速老化；哪怕政策開放依然，經濟後勁不繼已然寫於牆上。現實是，不論政經猛然高度集權，此番轉向將如何影響民生經濟，同樣不必細表。北京一改慣例，不再預設經濟增長指標，又豈事出無因？
有分析師以古為鑑，援引司馬遷筆下漢武帝一朝以喻今天：「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社會上下生活於高壓之下，公卿不能安其位，百姓不能安其生。結果？鋌而走險，征伐興事以轉移人民的視線。許是有感於此，未推敲大陸的「上岸」現象，任大偉先以「台灣乃全球最凶險之地」為題，為《經濟學人》寫其封面故事。
2020年香港人平均每天使用1千1百60萬次八達通，涉及金額1億9千3百70萬元，即是平均每一嘟消費16.7元。跟2019年比，嘟卡次數劇跌兩成二，總金額可只下挫一成；即是每一嘟消費增加了一成六。疫情嚴峻，家居抗疫少出街，嘟卡次數急降，情理之中。
同期，香港人手上現鈔從4千9百70億元漲升近九個巴仙至5千4百9億9千7百萬元；即是平均每人手上多了5,945元。按理窩在家裏少破財，何以手上現鈔反而多了？莫非人人苦中作樂家居熨銀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