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像一個人，都會經歷厄運，不理想的際遇。
以巴大衝突，在台拉維夫的以色列小兄弟，一度要跟家人避難到政府的地下「安全屋」。他傳來相片，看到「安全屋」一角，感覺不太壞，有梳化，牆上還畫棵大樹，全屋能容納五十人。他說，以色列人的現代屋子，都有防避空襲的「安全地帶」。他還抒發了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相處的心聲，態度不是指摘，而是指出問題。
好友神奇女俠很不能認同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炸掉整幢民間大樓的做法，非常的反感。「只給人十分鐘疏散，有冇搞錯。通訊社個老細剛睡覺，被同事叫醒之時，想多拿走一些重要器材都來不及，一切化為灰燼。」可以想像，巴人的仇恨，又怎能容易消弭。
老朋友認為，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似乎只可以通過以色列內部人口結構逐步轉移至阿拉伯裔地區，才有望解決。可是，如果你是家住可望「哭牆」的巴勒斯坦人，而且那是阿爺傳下來的祖屋，你會肯離開這個美麗又神聖的家園？
我試過一人在聖城迷路了，又熱又累，隨口問一位巴勒斯坦美少年，他剛從大學放假回家，帶我一邊走，一邊聊起以巴關係。少年很明白自己身處以色列的難處，如果要得到以色列人的福利，必須入伍，可是，他怎能參軍去打自己的同胞？他不會。可能的出路，是到土耳其發展。當他帶我走到家門，小小樓梯通往石屋，前面有一百呎空地，走到石欄前面往下望，哭牆就近在咫尺。你明白，以巴分隔、和解，真的好難，好難。
疾病、動盪、戰爭，一下子發生在身邊。世界上，本來就很多人食難安寢地生活着。最平靜又最難接受的，是一頓等候開審的早餐。泛民因2019年10月1日遊行聆訊，一班民主黨人聚在一起吃早餐等候再開庭。何俊仁還有興致跟我說以往為中國戰爭受害人打官司的情節，以及中國政府在出席國際會議前，如何找他了解立場問題，俱往矣。
那個場面，人人眼前都時間緊迫，帶着「最後的早餐」心情，看一班老民主兄弟姐妹，越穿戴整齊的，越可能入獄。單仲偕不停催何俊仁快來吃麵包，兩人都等候認罪或還柙。其他人，並非無事，只不在今天，而是下一次。再其他人，就可能不知幾時會不會有事。這樣苦澀，這樣超現實，連劉慧卿也向我唉聲嘆氣，「共患難，不離不棄。」我說她跟何俊仁算是難兄難妹，她說：「他才大我兩個月。」
「我們一生都是和平的人，爭取民主，冇啦，現在乜都冇嘞。」另一畫面，一個不願意正式受訪的老泛民，兩眼含着沒有眼淚的傷感。我從沒見過說話這樣頹的老泛民，如果說他像吳楚帆演那個生意被騙的父親，半失常，經常叨嘮兩句說話：「食碗面，反碗底。好人受罪，壞人得勢。」大概有一半人唔識，可能另一半人會笑我。這是我「很小很小」的時候，認識世途險惡的名言。
「我們這一代，爭取民主的路好艱難，七十年代公安法，三條友聚一起已經要拉。殖民歲月，遊行抗爭好艱難。」老泛民說。那個時候，抗爭的，除了左仔就是國民黨，「沒有像我們這些乜都不是的人。」老香港，為了爭取民主，有人主張在維園出發，竟然三百人到場，當年已是不得了。起步行至新華社後，那些年小頭目「回頭一望，三百人唔見晒，只得我們廿幾友。」頭目問鬼佬警司，原來，他們把三百人，以二十人一組，分成十五條街，A街的人走了，B街的人才走上A街，如此推進遊行。
自此，不停和平衝擊，歲月悠悠，時至六四，一百萬人跑出來了，難道要攤分在以萬計的街道嗎？於是，封鎖被衝破了。「我傷感的地方，是幾十年爭取的，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沒有經過的人，是不會傷感的。」
傷感，怎會不傷感呢。香港人，怎能再現世安穩？這陣子，半夜在想，這樣多人「蒙難」，這樣多人受苦，大家還是一個一個處理，讓要入獄的，安心入獄，不入獄的，平靜對待。這樣乖乖等候受難，後世將會怎樣形容？這是甚麼樣的對策？我不想又類比某一刻的猶太人，但老泛民一口回應：「我也想過。國安法下，如果你能告訴我可以點，我跟你，如果你都不知道可以點，就不要叫人跟你試。」
他基本的想法是，對家的人，在歷史上以殘酷見稱，為何還要去招惹。可是，正如年輕一代不也認為對家騙你一世，為何還好去相信？時代是大家都要理解每一個人都有複雜的想法，我認為，要尊重有更長時間活在未來的人。
一代人的心結，到入獄以前，還未忘以往自由歲月的努力。今天冷酷被對待，到底能怪誰？人家一幢大樓秒殺化為灰燼能怪誰？飛哥生前嘆前功盡廢，能怪誰？沒有人能怪誰。入獄的年輕人，也不怪誰，只關心其他人的情況。陳皓桓的冷靜，對我是非常超現實的。時代演進，不接受，我們能怪誰？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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