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大量民間團體被迫於年內自行解散，甚或如人權陣線等多年與警方協調遊行集會的組織，也面臨被取締風險。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日前進一步「詮釋」該法，把「有形之手」延伸至依據《職工會條例》登記的工會組織。
惟勞工處網頁在籌組職工會部份開宗明義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結社自由，和組織及參加工會的權利和自由」，並以此為僱員籌組職工會的權利基礎。而《職工會條例》列明，工會只會在經費被挪用、登記證明無效、或「與其宗旨牴觸」的用途，才會被DQ。當中並無明文規定職工會不得參與跟政治有關的活動及持政治主張，否則屹立多年的工聯會，恐怕早就被職工會登記局局長勒令取締。
而在選舉制度被「完善」前，代表全港300多萬打工仔女的立法會議席一共有三個，自主權移交至今，一直遭親政府的工聯會及勞聯佔據，多年來「人才輩出」，包括王國興、鄧家彪，以及上年「升呢」成為勞福局副局長的何啟明，議席經年由尸位素餐之流包攬，主要因為「全票制」影響，按2020年職工會登記局數字，工聯會、勞聯佔了工會總數逾5成4，故能輕易奪得三席，立場為民主派的職工盟即使有90多個工會，多年來在席次上亦無功而還。正因如此，2020年的工會登記潮，不單是打工階層的覺醒，更是展現打破壟斷、「被代表」的命運，期望組織起來自救，可惜也因選舉改制而告一段落。
工會運動遭到政權打壓，當然並非新事。由歷史學家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出版的《波蘭革命：團結工會》記載，1980年，面對物價攀升、國家大量舉債，而工人的工資完全追不上通脹的情形下，波蘭的列寧造船廠工人組織大罷工，並由華里沙（Lech Wałęsa）成為領導者，旋即得到各地獨立工會多達一千萬名工人響應，迫使當時波共容許國民成立自由組織、不受共產政權控制的工會，這就是團結工會成立的經過。
當然，波共看見團結工會的崛起，時任總理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於不足一年內頒佈《軍管法》，實施全國戒嚴，並且大舉搜捕團結工會支持者，以軍管手段鎮壓工人運動。後來經歷長達8年的地下化、打壓及重新組織後，團結工聯終於在1989年6月4日在兩級議會徹底把波共擊敗，取得壓倒勝的結果。諷刺的是，遠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就於同日發生了一場悲壯的學生運動鎮壓事件，而民眾面對的，同樣是以共產黨為軸心的極權體制。
如今香港政府利用港區國安法對《職工會條例》重新定義，明顯是希望把反對的聲音消滅，以及利用行政手段令民間組織進一步歸邊。僱主歧視工會會員參與職工會，尚且可根據《僱傭條例》申訴，若政府歧視持某種政見的工會及其會員，他們又能向誰申訴呢？
家興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