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戴天還在香港，那是香港文化最鼎盛的年代。
戴天主編《信報月刊》，胡菊人、董橋先後主編《明報月刊》，李怡主編《九十年代》，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古蒼梧主編《八方》，黃子程主編《博益月刊》，那時文匯報文藝副刊是曾敏之主編，新晚報「星海」文學副刊是馮偉才主編，星島日報「星辰」版是何錦玲主編。
後來馬家輝主編明報世紀版，薛興國主編香港時報副刊，真是一時之盛。
那時左右兩邊的關係還不錯，戴天曾和左派的香港作聯代表團一起到深圳訪問，晚上和我同房，聊天到深夜。白先勇到香港，戴天替作聯在合和中心主持了一場演講。香港大學曾主辦劉賓雁和陳映真的對談，那晚陸佑堂人山人海。
大陸有作家來了，三聯書店的潘耀明就召集座談會，會後每每有飯局；台灣作家來了，《新聞天地》的卜少夫和何錦玲也會組飯局。
八九六四後，一次飯局上見到戴天，問我近來寫什麼，我說寫了一個短篇給《明報月刊》，他們不想用，戴天便頗替我不值。其實我給人退稿，早已百毒不侵。
那晚回家後，戴天打電話來，叫我把稿子給他，他要轉到台灣給瘂弦。過兩天又打電話來，說瘂弦看了很喜歡，聯合報副刊會用。他幫朋友，就是這樣熱心。
有一次見到他，說起出版，我說很想重版林語堂的著作，可惜不知找誰談版權。戴天即笑說，那就巧了，林太乙是我舅母。後來我聯絡林太乙女士，談好了版權，先出了《生活的藝術》，很受歡迎，又再一本一本出下去。
戴天永遠詩酒風流，呼朋引類，見人打哈哈，他遊戲人間，談笑間就把正經事辦了。辦了正經事，他也不當一回事，辦了就辦了，一件件辦下去。
戴天有幸，在香港最美好的歲月中如魚得水；香港有幸，在它最美好的歲月中有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