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最最徬徨當兒，伸手援我的有兩個人，一是黃俊東，二便是剛逝去的詩人戴天。俊東是相識多年的朋友，七五年甫自東京歸，便薦我為《明月》翻譯日本學者文章，承胡菊人抬愛，悉數發表，略有收入，杯水車薪，難餬一家之口。俊東問我可有興趣到「文化．生活」社幫忙？當然樂意，便帶我去見戴天，胖胖矮矮的中年人，臉上掛着孩子氣的笑容，那副圓框眼鏡教他看起來，有點兒像金庸筆下的周伯通，滑稽、親和。打量了我一眼，「啊」的一聲：「你就是沈西城，寫日本文化的！」告訴他只是搬字過紙，文章內容跟我無涉。他對我翻譯的司馬遼太郎《漫步街道》最感興趣，說寫出了東洋的恬靜和禪意。大抵俊東已跟他說過我的來意，爽快地伸出雙手歡迎我的到來。我在「文化．生活」社的工作只在星期六早上，跟戴天等三人開會，商議出版計劃，其餘五天躭在「歐美出版社」，專責送書到港九各大書店，月薪六百元，總算有了安穩收入。
俊東常誇戴天「別看他整天喜哈大笑，玩世不恭，肚皮裏的學問真不少，英、法文好，中文也不賴，台灣現代文學，他是其中一個創辦人。」一聽，肅然起敬，六十年代末，我跟也斯出版了《四季》旬刊，推介歐美文學，肇因便是受到現代文學的影響。我喜歡七等生、白先勇，兩位作家的作品，成為我的精神讀物。白先勇文字古氣盎然，韻味委婉，承接《紅樓》餘緒；七等生文字奇拔，幽幽森森，酷似日本芥川龍之介。戴天精詩擅文，我不懂詩，刋於《信報》的《鑿空談》，卻是每日拜讀，也教我模仿了好一段日子。回說出版社，一共四人，戴天任社長，不管事，主要推介稿件，由俊東一手編輯；翁靈文則負責宣傳，我嘛，敲鑼打鼓，跑龍套。四個人的「文化．生活」社最大的成績，就是出版了張愛玲的《張看》。出版社經營一段短日子後，壽終正寢，我只好做回送書員。董橋素喜戴天文章，頌之曰——「星期天寫迎來送往酒緣口福的日誌尤其傳為佳話。」待人至誠的戴天，一生嗜吃，此刻在天堂，也許已大快朵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