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5月11日發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錄得60年來最低人口出生率，說明計劃生育政策的失敗。儘管許多人對計劃生育深惡痛絕，但作為一項實行長達40餘年的公共政策，它是如何出台並對每個人的利益造成切實影響的，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我曾結識過一些人口學者和官員，陳劍先生是其中一位。陳先生如今是中國知名的改革理論家，他是改革開放後培養的第一代人口學研究生，畢業後做過十年計生委官員。前些年他出了一本書《中國生育革命紀實》，要我寫個書評，因此我有幸閱讀了該書。說是有幸，因為書中披露了計生政策的內幕，並批評了它造成的後果，書出版不久即被要求下架，現在市場買不到該書。
談起計劃生育，不能不提1980年中共中央那封「致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現今一般把公開信的發表，看作中國計生政策轉向的標誌。但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就在實行一個名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按陳先生書中說法，這個政策的推行「和風細雨」，不是靠強迫命令，而是靠說理和服務，在人們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生育政策在1978年來了一個大轉彎，從原來的「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變成有史以來最嚴厲的一孩政策。
這個轉變的發生，從時代背景看，有當時工作重心轉移的原因，也有高度集中體制，領導人一言九鼎的緣故，同時還與全社會對人口規律缺乏深刻認識有關。時任國務院分管領導為順應鄧小平的發展思路，使人口增長和發展目標相適應，根據鄧的意願和判斷，在原本「晚稀少」的基礎上，憑想像和「拍腦袋」而作出。
當然它更深刻的原因，是要解決中共當時面臨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機。因為一個革命黨在耗盡革命的合法性資源後，如果不能在其他方面，主要是經濟和民生方面盡快彌補和提供新的合法性，就會遭遇合法性危機，而這正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面臨的現實。而當時的認識是，要迅速地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抑制人口增長，將過多的人口降下來。但在70年代末，中國人口相對處於一個生育高峯。
然而，一項公共政策必須得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順利推進，否則就只能依靠強制和暴力。一胎政策由於違背了多數人的意願，注定它必然走暴力路線。計生推行過程中所採的激烈手段，和對人權的破壞，不亞於革命對人權的破壞。那真正是一場人道災難。而這點很大程度上是由計生主管部門造成的。計生委的自私、毫無起碼的人權意識，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家庭悲劇。
計生委本因計劃生育成立，可這一機構在成立後就異化成計生政策最頑固的捍衞者，其頑固程度甚至到了對政府指令陽奉陰違的程度。在整個計生委存續期間，有兩個階段，即陳慕華和錢信忠時期，尤其讓人感到恐怖。陳慕華1979至82年兼任計生委主任，她是一孩政策的始作俑者，在其主掌計生委期間，中國從「晚稀少」政策激烈過渡到一孩政策。而陳在作出這一決策時，既沒有公共政策常見的專家論證，更未徵詢政策對象哪怕絲毫意見，只為了迎合上意就拍板決定，整個過程非常草率粗糙，貫穿其中的是權力意志。
陳之後是錢信忠，他只幹了一年七個月，然而正是在這段時間，錢更走極端，採取強制結紮這種野蠻方式，在全國搞「大結紮」，前後結紮了上千萬例，無所不用其極，激起農民的大面積反抗。
陳先生的書讓我們看到，本來一個出發點良善的公共政策到最後變成千夫所指，根源就在於，它沒有紮實的調研，只簡單地迎合上意，且沒有絲毫的人道關懷。而類似計劃生育的公共政策，在現今的中國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鄧聿文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