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這兩部已不可能在香港公映的紀錄片，身為專業人士的「和理非」中年大叔阿明說：「那天我就在立法會外圍，坦白說，頭腦是有點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該做什麼，該去哪裏。有一刻就想跟大隊入立法會。但身邊有些後生仔制止我，還跟我說：『阿叔你冷靜啲，咪入去呀！入咗去留低手指紋，你就好大鑊㗎啦。』」
2019年7月1日「煲底」外，原來有年輕人呼籲中年人「冷靜啲」，這是紀錄片沒拍下，卻絕對值得讓世人知道的一幕。張愛玲說：「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現實參差對照，真相錯綜複雜，凡人掌握不了無盡細節，理解不到上帝邏輯，本來就喜歡削足適履，把現實簡化濃縮，甚至於扭曲至可解的程度，而別有用心的政權，更視真相為不可防控的怪獸，必圖閹之而後快。
是的，儘管基本法第34條確實信誓旦旦白紙黑字說，「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這兩齣僅僅旨在保存運動事實——包括不利於抗爭者形象的事實——的紀錄片，卻因為某些眾所周知而不能宣講的原因，平白無辜在香港成了所謂「禁片」。近日我有機會看到這兩套傳說中的電影，有幾點感想觀察務必一記。
電影當然是沉重的，從黑洋紫荊旗幟在風中飄揚的第一個鏡頭開始，就預感接下來的兩小時，我將再次目擊香港的彌留之際。抗爭者氣沖沖的怒罵議員、跪地教徒的苦口婆心、女社工對警察的唐僧式勸告、立法會議事廳中央的高官「靈堂照」、校園內「I go to school by blood」的紅色塗鴉⋯⋯許多令觀眾久久不能忘懷的片段，去年郭梓祺在專欄文章〈那道低清黑旗〉已寫了。但有一幕郭梓祺沒提。
鏡頭拍着立法會外兩三個示威者，在黑壓壓的圍觀者凝視下，來來回回推動鐵籠車撞玻璃，這畫面本身已有西西弗斯推巨石的荒誕。然而最觸動我的，是現場有一位沒入鏡的女子，明知徒勞無功也在不停呼喊「冷靜，冷靜」、「咁做係冇用㗎」、「香港人，克制」，這種跟現場氣氛格格不入的畫外音，配上衝擊玻璃的凌厲影像，自然營造出怪異兼反諷的聲畫分離效果，恐怕最高明的編劇也難以想到。此一幕的確非常精神分裂，但也非常反映「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的現實。
《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不是文宣，製作人只從極其有限的角度，嘗試紀錄現實冰山一角。視角受限不是問題，只要是忠於真實，自能給觀眾帶來深刻的啟發，不管站在哪個政治立場。我特別欣賞製作人沒刻意剪掉抗爭者負面片段，例如「手足」間粗口橫飛的爭執、「勇武派」的怯弱一面——這些讓黃絲「洩氣」的片段，藍絲大可用來冷嘲熱諷。兩齣紀錄片原無禁映必要，只是今天「廢物」當道，連大方讓公眾討論的勇氣也沒有，才需要訴諸禁映的下策。可見霸道者必然理屈。
除了阿明，我還訪問了兩個同看電影的朋友。廿五歲的小光像阿明一樣，當日身處外圍，沒勇氣入立法會，但一直留守外面，也講不出是為了什麼。中年女士阿英則說：「事隔兩年重看，覺得很多抗爭者的確沒計劃，行動邏輯也站不住腳。現場永遠情緒主導，所有人被最激動的兩三個牽着走，捲進漩渦之後，就只能各安天命。」
我說：「捲進漩渦的不單是片中人，其實是香港每個人。抗爭者的確不理智，畢竟年輕，血氣方剛。但最不理智的一群人，根本沒被攝入鏡頭。政府領導人當時在說什麼、做什麼呢？相信比抗爭者更癲。立法會的玻璃，你以為真是被鐵籠車撞爆？更需要負責的，不是站在玻璃後袖手旁觀數小時的警察，以及他們的上級，與上級的上級嗎？」
小光若有所思，最後說：不管從前做對抑或做錯，能夠記住歷史就是好事，因為過去的錯誤，也能變成未來的指引。對，記憶就是力量，越多人記住、談論，就是越大的力量。除了作賊心虛的人，誰害怕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