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製作的《天下第一拳》1972在意大利發行時改名為《五根手指的暴力》，是指片中用鷹爪挖破對方肚子的場面，西方觀眾從沒看過，大呼過癮。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處長盧潔瑋在滿地可的幻想片廳也曾經說過：「這是香港首部賣到北美主流市場的功夫片，取得驕人的成績，自此以後香港功夫片風靡全球，功不可沒。」
意大利導演Antonio Margheriti最是抓住這個機會，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1966中的Lee Van Cleef和《天下第一拳》的男主角羅烈對立，拍了《The Stranger and the Gunfighter》1974，香港發行時覺得片名太長，改為《Blood Money》。
Lee Van Cleef來港時已深深中酒精的毒，手中一定要有一瓶伏特加，一天數瓶，喝得不省人事。他的頭已禿，演反派已禿就禿，沒甚麼要緊，但擔正英雄就形象不佳了。好萊塢替他做了一個完美的頭套，那是圓圈圈，甚麼角度看都是一樣長短假髮。為甚麼那樣做？方便他戴時只要往頭頂中間一貼，就能遮住那禿頭，每次輪到他上陣，我都要去把他扶起來，忍受着他那臭氣沖天的口氣，拉到鏡頭前面，說也奇怪，導演一喊camera，演員天性就自動地發揮出來，不管多醉，也能把那場戲完成，我一向感嘆吃演員這一行飯的人，他們就有這種天生的才華。
另一邊廂是羅烈，他來自印尼，是個福建華僑。我早在第一次來港時就和他成為好友，當年他和午馬兩人是最佳傍友，常黐着張徹吃免費餐的。羅烈有一身強壯的肌肉，有次六先生還按着他手臂上的那塊老鼠肉，開玩笑地說可以拿一百萬港幣來和他交換。
羅烈是位好演員，但私底下毛病甚多，他控制不了眼部神經，眼角會不停跳動，看起來像不斷地眨眼，可是一站在鏡頭面前，眼睛即刻發出光芒，跳也不跳了。
邵氏影城是一個巨大的工廠，在中間工作的人都是一個個的小螺絲，片頭上的監製字幕，不管是誰負責的，都輪流地掛着邵逸夫和邵仁枚。
越早知道個事實越安心，我在邵氏的那些年銳氣已被磨平，覺察沒有甚麼作為，這是我一早就接受的了。好玩的是其中交往的各種類型的朋友，和解決製作難題，以及出外景時樂趣。
慕名來這東方好萊塢的人的確不少，可能是因為我精通外語，招待嘉賓的任務都交在我身上。印象最深的是摩納哥國王和王妃，來影城參觀時兩人已上了年紀，都有點發胖，大概是葛麗絲凱莉還對電影念念不忘，來到香港說甚麼都要來邵氏影城走一趟，我帶着他們四處走，王妃看到進行中的電影製作非常感興趣，問長問短，國王則甚少發言，這時方小姐一派人都不懂禮貌地擠上來要和王妃合照，我要阻止已來不及，看到王妃只是略略皺一下眉頭，還是一直保持着王室風度，印象猶新。
當年喜劇演員丹尼．凱Danny Kaye也來了，帶着的是他的「太太」，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喋喋不休地罵這個罵那個，十足「母狗bitch一隻」，給丹尼．凱大喝一聲才住聲，沒有看到，真不會相信他是個同性戀者。另一個喜劇演員「不文山」Benny Hill就正常得多，不過可能這一行飯吃久了，凡一對着鏡頭，即刻發揮他的喜劇才能，做些鬼臉才肯罷休。
前來拍戲的Peter Cushing又高又瘦，整個人就是英國紳士的形象，溫文爾雅，說話也很小聲，他告訴我的是他的名言：「誰會要看我演哈姆萊特？很少吧？但有幾百萬人都想看我扮殭屍殺手，我當然也樂意扮演。有時候觀眾會覺得我是一個怪物，但我從來沒有扮演過那些角色，我演的只是殺怪物或製造怪物的人。
其實，我是很溫柔的人，我連一隻蒼蠅也沒有殺過。」
「那你平時喜歡做些甚麼？」我問。
「我喜歡用望遠鏡觀察鳥類。」這個答案是我預料不到的。
連德國拍藝術片的導演Wim Wenders也來了，他老是問我：「你們為甚麼不拍一些得獎的電影？」
我老實也回答了：「我們不會呀。」
Peter Bogdanovich也來了，他是影評家出身，早期的電影像《The Last Picture Show》1971得到無數人的讚賞，後來也拍了一些賣座的好萊塢片，像《 What’s Up, Doc?》1972， 他本人言語無趣又自大，一直說他有多少個管家。在美國有管家的人是不多，但毋須向我這種年青小輩炫耀，我和他一起吃飯時，看得呆的是他的太太Cybill Shepherd，當年的確是大美人一個。
也不全是演員和導演，印象深的反而是海外的記者，有位叫Oriana Fallaci的意大利人，當年還不知道她是一個厲害人物，只是和她很談得來，我去羅馬旅遊時也找過她，請我吃飯時喝醉了，說她當戰地記者時出生入死，看我不相信的表情，馬上把衣服脫了，身上傷痕累累，不得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