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之下，七大工業國集團（G7）在倫敦舉行外長會議，除了就眼前環球經濟及衞生狀況闡明立場外，亦於會後就西方與中、俄關係發表強硬之聲明。所謂強硬，其一當然是措辭上的直接，其次是並未就北京最敏感的議題避重就輕，最後是近年甚少見地，將中、俄並列，未曾隱諱兩大陣營儼然誕生；放棄了過去拉一方、壓一方的策略與定位。
在可見將來，不只美、英、加等英語民族國家，連西方大國當中，素來與北京有更多利益協作與戰略考慮的德、法、日，亦逐漸向華府的立場靠攏。誠然，外交立場與辭令一致是一回事，各國外交、外貿體系如何實際操作，又是另一回事。毫無疑問，拜登時代西方對華、對俄總體策略，已透過上述會議與聲明，前所未見地清晰展示。
就此而言，拜登－賀錦麗政府是否比特朗普對中、俄更強硬、直接，恐非重點。此前四年時間，華府與西方盟友，尤其是與布魯塞爾之間的不協調，如今大有可能持續消除。北京與莫斯科在環球意識形態、戰略利益的競逐上，將面臨西方更大的壓力與協同效應。更重要的是，從拜登到其歐、亞盟友，似乎並不太介意因此而讓中、俄形成準同盟，背後隱藏的戰略認知與部署轉變，自然更加值得注意。
相比起奧巴馬、特朗普，拜登自身的外事經歷，例如領導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日子，實在長得多。無論在美國之內，還是國際社會，拜登能夠掌握的相關人脈與資訊也要更強更快更多。而賀錦麗是少數在上任之初，就被民間、政界、媒體倍加看重的備位元首，甚至被提早視為2024、2028年為民主黨延續政權的女旗手。無論從提升副手歷練機會，還是考慮到自身的年齡與精力，拜登將更多內政事務付託賀錦麗，而自身專注對外工作，似乎也是相當合理的選擇。
事實上，與其爭論拜登將會延續奧巴馬還是特朗普的對華、對俄思路，不如將奧氏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策略，視為與拜登、希拉莉三人攜手之作。早在奧巴馬第一、二任期之交，相關策略，就是以穩住歐洲盟友為前提，將政、經、軍力量從中亞、西亞往東而行，在東印度洋—西太平洋攔截中國的海上絲路。對聚集於華府、紐約、加州的美國精英集團而言，是特朗普的意外當選，並影響了與歐盟的互信，而中斷了上述操作。
可見，無論從理論還是實況而言，欲重返亞太或印太，拜登須先重返北大西洋，恢復、鞏固、推進與西歐，尤其是與柏林、巴黎的互相支持。拜登上任頭等外交大事──領導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並非務虛；既為重整美國在西方民間的道德地位，也為推進與馬克龍的政策互信、私人情誼。當然，作為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並在貨幣、金融、航空等戰略產業直接競爭，美、歐關係複雜而多變，被眾多利益考慮牽扯。然而，從G7外長會後聲明可見，拜登與馬克龍、默克爾的戰略互信，絕非特朗普可比。
對拜登而言，最大的挑戰並非恢復到奧巴馬時代與西歐的友好關係，而是與此同時，如何確保中東的地緣穩定。相比起對華、對俄，美、歐的中東政策和利益所在，確實有歷史上、意識上、現實上的分歧。其根本原因，始終在於美國與西亞—北非遠隔重洋；而歐洲，尤其是東南歐、地中海北岸諸國，卻與之一衣帶水。奧巴馬、拜登認為，華府不只要領導全球減排，更要在石化能源主導世界的最後階段，讓美國由能源入口大國轉為出口大國。
可以預見，繼奧巴馬之後，拜登也會支持國內沿岸探勘，以及頁岩油、頁岩氣的開發。事實上，中亞與中東雖受俄國勢力範圍高加索山區所阻隔，但在文化、血裔、教派、安全上，從來難以分而治之。拜登堅持從阿富汗撤兵、恢復對德黑蘭談判，自會牽動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尤其是以色列與沙特的疑慮。相比起四年前，眼前的不同，不只普京繼續把握操作中東戰和的機會，北京亦會更積極介入當地的戰略格局變動。
就此而言，以美、歐為一方，中、俄為另一方，兩大陣營如何參與、駕馭伊朗、伊拉克、敍利亞的戰與和，便成為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前，拜登必須面對的最大外交角力。當中的懸念是，以美國自中東抽身為背景，作為歐洲支柱的德、法，是否有足夠的外交影響力、軍事動員力，讓當地局勢往西方設想的路向而行。另一方面，美軍和北約離開阿富汗，會否導致中國外交、軍事影響力，在中亞諸國有所提升，進而觸動莫斯科的敏感神經。
美、歐緊咬新疆問題，主要為牽制北京與巴基斯坦、阿拉伯諸國的互動；而莫斯科在處理塔吉克—吉爾吉斯邊境衝突時，亦一再彰顯自身在中亞的領導地位。可見，美、歐在中東的替補關係，中、俄在中亞的競合關係，使上述「四角互動」遠遠複雜於冷戰時期的兩陣對壘。七大工業國無懼於將中、俄逼到一起，說明隨之而來的，必將是更具針對性、亦更強硬的安全與經貿措施。這條戰線能否從中東－中亞往印太推，便反映雙方實力的消長。年邁的拜登，所下的賭注，遠比其前任為大。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