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電影業的確強勢。去年，一齣《上流寄生族》打遍天下無敵手；今年，受惠於美籍韓裔導演鄭李爍的《農情家園》（Minari），讓國寶級演員尹汝貞蜚聲國際。香港能否追得上？困難重重。不是缺乏人才，是缺乏支援。即使香港有很多個具潛質做到奉俊昊的新晉導演，即使Mirror不會輸蝕得過BTS，但南韓電影得到整個國家的協助，你認為香港政府會突然變好？
在南韓，可以拍《逆權大狀》、《逆權司機》、《1987：逆權公民》；在香港，拍完，應該要坐監。拍好的，播過的，也要下架。沒有創作自由，或者只適合拍攝《戰狼》。歌功頌德太激烈，也有風險呀！現實一點，暫時不可以跟南韓比較，不妨參考伊朗。
說出來，你未必想像到，近十屆奧斯卡的最佳國際影片或最佳外語片，只有伊朗贏過兩次。分別是2012年的《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及2017年的《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同樣來自導演Asghar Farhadi。就算背後涉及政治因素，也不能抹殺伊朗電影的水平。還未計不獲官方認可的出品，例如2015年面世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導演Jafar Panahi因為被指危害國家安全，被下令禁止拍戲。結果，他偷偷拍，偷偷運走，電影在柏林影展拿了金熊獎，導演無法出境，不能親自領獎。
是不是熟口熟面？
不是特殊例子。事隔五年，伊朗電影《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又贏柏林影展金熊獎，導演Mohammad Rasoulof同樣無法出境，要由女兒兼演員Baran Rasoulof代領獎。導演犯了的罪行，叫意圖顛覆國家，只因為他在之前不理會禁拍令拍了《就算世界與我為敵》（A Man of Integrity），講述一個正直好人如何跟財團、政府、法律甚至同胞周旋。香港是否越來越伊朗化？
在最惡劣的環境，最能夠激發爆炸力。在接近被國家軟禁的情況下，Mohammad Rasoulof還是拍得出《惡與他們的距離》。長片難搞，便分成四段短篇，看似各不相關，又好像千絲萬縷。粗疏地總結，就是四個劊子手的故事。何謂劊子手？在伊朗，男性國民要服兵役；沒有完成兵役的話，連駕駛執照也沒法申請，更不用說出境呀、開公司做生意呀之類；要完成兵役，要執行死刑；伊朗是全球最多死囚被殺的國家，有幾多是被老屈的政治犯？你大概估計到。
四個主角：第一個，殺到麻木，日日執行任務過後如常生活；第二個，不服從，情願當個逃兵好過受到良心責備；第三個，為了放三日假見見女友，說服自己殺死不認識的青年只不過工作一份；第四個，太清楚何謂對錯，就算妻離子散連醫生也做不成，也不肯當國家工具雙手沾血。電影中，殺好不殺好，沒有人是天生惡魔。制度才是惡魔。
以電影質素計，《惡與他們的距離》可能稍稍不及《就算世界與我為敵》。不過，身處當下，聽到一句「你的力量，來自你有勇氣拒絕服從」，還是很大震撼。我們太過習慣逆來順受，太過追求生活如常，太過害怕意料之外的變化，明明自己同樣活在迫害之中，看見曼聯球迷為爭取權益佔領球場，搞到雙紅會被押後最終被改期，還是會不滿會反感會覺得班無聊人連累自己捱眼瞓無波睇。那份自私，那份涼薄，跟譽宴老闆，跟羅致光，又有幾大分別？
道德觀，本來就不可能人人相同。最近，跟朋友晚飯，話題難免談論到移民不移民。有決定出走的，日夜內疚，覺得自己背叛了一班同道中人，削減了拒絕服從的能力，無奈把子女留在一個教育人治有益無害的地方，更加不能接受。有連一秒也沒想過不留低的，不為反抗，只是根本不認為有甚麼問題存在。香港有大錢搵又有樓炒，在外國既做不到本業又要面對歧視難道行乞過活？說教育緊要，最緊要學好普通話，子女在將來才可以北上發展，未來幾十年都是人民幣天下呀！甚麼言論自由，出少句聲便可以；甚麼法治，不去搞事就沒問題；甚麼普世價值，能夠進食嗎？對，我還有一點朋友，像電影中第一個單元的中年男人，日常生活是個好丈夫好爸爸好鄰居愛護小動物甚至有心環保，好事做盡心安理得，只是，沒有同理心。
當然，不能期望人人似第四個單元的主角，犧牲所有堅持行善。那些，都在監倉了。大部份香港人也正在第二個單元和第三個單元之間遊走吧。我應該是第二個。不是我特別有良心，可能只是我特別軟弱，怕所餘無幾的良心過意不去。
不過，電影中，還有另一句對白：「你以為自己沒有親自執行任務便特別清高？你只不過將責任推畀其他人咋！」是殘忍，但不能不說一句：香港局面，已經發展到有客觀條件拍出伊朗電影的題材，在本地永遠看不到，去外國影展會成為焦點。只看我們有沒有勇於拒絕服從的創作者。
方俊傑
觀塘長大，壹仔打滾，偏愛西片、西劇、中日韓美女。利物浦快樂球迷，非西人一個。facebook : 方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