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非美國人每每對美軍出兵的條件以及駐軍的理由有很大誤解，從近日美國總統拜登決定將美軍撤出阿富汗，可以一覷何謂美國的戰爭邏輯。
拜登上場後旋即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考驗，不過，雖然拜登在伊朗、沙特和以色列問題上意欲修正特朗普時代的外交政策，但其實在是否派遣美軍長期駐外的問題上，拜登與特朗普的實際立場分別不大。這背後顯然有種利益上的邏輯，然而在許多海外評論中亦認為美軍某程度上有道德責任去進行軍事行動「剿奸」——從委內瑞拉到緬甸再到阿富汗均如是。
比如，委內瑞拉雖在西方制裁下坐困愁城多時，但馬杜羅在俄國撐腰下不僅尚未倒台，更於去年年底在操控選舉的情況下全面掌控立法機關。拜登卻沒有任何加強支援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的實際行動。尤有甚者，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後，緬甸局勢迅速惡化，拜登卻仍把行動停留在制裁層面，遲遲未有出兵援助處於水深火熱的緬甸抗爭者。此外，拜登在庫爾德問題上仍沒甚麼着墨，要他改變美國一貫不派兵長駐支援庫爾德族的機會也微乎其微。阿富汗戰爭準備踏入廿周年之際，拜登宣佈計劃在今年9月全面把美軍撤出阿富汗。
凡此種種，均涉及到出兵打仗是否具備充份理據的爭論。傳統正義戰爭理論的訴諸戰爭權有七項原則，分別是開戰方具備正義的原因、由合法的政權宣戰、開戰的動機正確、具備合理的勝算、符合比例原則和確保開戰實屬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雖然有些學者覺得有必要增減一些原則，但主流的仍是以那七項原則審視開戰的決定可否被證成。
不過，不同學者對這七項原則有不同演繹。愛丁堡大學高級講師基蘭•奧伯曼（Kieran Oberman）於2017年在《Philosophical Studies》期刊發表論文〈War and poverty〉強調，傳統訴諸戰爭權的詮釋遺漏計算發動戰爭的機會成本。具體而言，奧伯曼認為，雖然發動戰爭可能出於拯救性命的動機，但發動戰爭的花費放在本土扶貧上更具成本效益，尤其是不少貧窮人士死於本應易於防控的疾病。若然一國正面臨敵人的軍事侵略，那麼付出多大的代價發動自衞戰爭也較易被證成，但若然一國以高昂的成本發動協助別國的人道干涉戰爭，導致相關資源未能更好地運用在拯救國內貧窮階層的性命，那麼開戰的決定便不符合比例原則。
在上述例子中，美國只有在阿富汗是以自衞名義訴諸戰爭，但這場戰爭一直備受爭議。有些分析認為，當初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不具備正當性，所以理應盡快撤軍修正錯誤。亦有些分析認為，雖然當初開戰具備合理性，但戰事早已變質而不再具備維持下去的正當性，所以美軍應該盡快撤離當地。
誠然，有些分析反駁指，雖然當初開戰的理據薄弱，但貿然撤軍只會為當地帶來更大災難。事實上，拜登在阿富汗局勢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宣佈撤軍，結果阿富汗近日便接連爆發恐襲。因此，部份分析認為拜登應改變在短期內撤出阿富汗的計劃。可是，美國國內一直有強烈的反戰聲音，指維持美軍駐守成本高昂卻效益存疑，那些資源理應投放在追求振興國內經濟、推動醫改和扶貧等方面。這類輿論正與奧伯曼的論述大同小異。
至於美國是否出兵解救委內瑞拉、緬甸和庫爾德族，則完全屬於是否發動人道干涉戰爭的範疇。當我們看見委內瑞拉、緬甸等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仍未看見歐美的軍事支援時，部份人的直覺便會聯想到西方民主大國見死不救，但實際上每個國家的領袖也須同時兼顧本土利益，甚至把本土利益置於優先考慮也無可厚非。世紀疫情肆虐，歐美多國均面對更大的道德和政治壓力把資源優先放在本土抗疫上，它們派兵人道干涉別國的機會成本自然大增。況且，若然它們出兵人道干涉後重蹈進退維谷的覆轍，決策者恐怕會落得千古罵名的下場。由此可見，無論美國出兵、撤軍與否，它也難免受到部份輿論批評相關決定漠視人命。
楊庭輝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