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香港開埠前，中國人說它是小漁村，英國人說它是「貧瘠的石頭」，但無論如何，開埠後半世紀它便躍升為全球第一貨運大港。本報請來香港歷史學家、考評局前評核發展部經理楊穎宇，選取殖民地時期香港歷史的點滴，與讀者分享那些年、那些真實的歷史。
有人說，讀歷史搵唔到食，讀嚟做乜。也有人說，歷史很易讀，識字就讀到。這些有趣的看法，也許可以解釋，為何不少人對歷史訛言課語，「只有弊沒有利」等笑話從而發生。
歷史的每個當下皆有其概念系統，概念則表徵於語言文字。時代變、概念變、語言變，後來的人閱讀歷史文獻，雖字字皆曉，但在概念和語言上與當時隔着的一層紗卻可能讓人相距歷史於千里。治史往往需首先解讀當時一連串的字詞，掌握其時的概念系統。本文選取一些生活化例子，討論其前世今生，讓讀者舉一反三，細味歷史研究的苦與樂。
不少字詞的轉變頗堪研究；一般而言，凡需避忌者，背後必有故事。與生活最相關者莫如「老母」和「老竇」。香港可能是全球華人之中對「老母」最敏感、最避忌的地方，以至出現「講還講，唔好講老母」這句經典。其實，「老母」本是尊稱，意即家中年邁的母親。《三國演義》曰：「（孫）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列子．力命》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雖然後來「老母」不幸用於粗口而成忌諱，但吾等有義務認識其尊稱的前世。其實，粵語有六聲：思、史、試、時、市、是。「母」作第五聲多是尊稱，作第二聲則兩者皆然。聲調上的分辨能否還「老母」公道，便要看其造化。
既述老母，自應順述其夫。「老竇」乃粵語特色，然港人稱父為老竇者似乎尚未普遍，不知是否因老竇之妻為老母而備受牽連。其實，「老竇」並不粗鄙，相反十分儒雅。《三字經》曰：「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具揚。」這句引申出「老竇」和「五子登科」的經典故事。留意，是老竇不是老豆，不是Mr. Bean，與外國勢力無關。
「七」的感覺總是不吉，原因固然與死有關。頭七、尾七，華人甚至直呼死後禮儀為「做七」。或曰人有三魂七魄，死後每七日為一忌，一忌散一魄，七七之忌便七魄全散。然而，對數字文化略有認識者都知道，「七」之涵意遠不止於此。首先，無論西方的星期（week），抑或中國、日本的七曜，都以「七」為數，兩個系統的七星排序更是完全相同：日月火水木金土。若言不吉，七七七不盡，我們每周便不吉一次、一年五十二次。七曜另有深意：「在天，北斗也，在人，眼、耳、鼻、口七竅。」人身亦與七有關：「人之一身，三元四象俱足，故謂之七寶林。」三元即天地水三氣，四象者太極兩儀四象也。所以，「七」之於中國傳統文化吉亦不吉，西方亦然：七宗罪、七日創世、七色彩虹……
隨COVID而興的「香港腳」又應作何觀？已故港大中文系著名學者陳君葆，其日記中的一節為我們提供一個廣闊的視野：「上海人稱之為香港腳，香港人原稱之『星加坡腳』，星洲人卻稱之為曼尼刺（今譯馬尼拉）腳，曼尼刺人稱之為甚麼，我可沒細考查。」似乎自古以來，衰嘢推畀人哋乃常識吧。這也表明，「香港腳」一名乃上海文化使然。
「取締」一詞，今天港人的理解頗為一致，意即「禁止」。然而，試看1910年4月8日《華字日報》報道「澳門取締漁船新章」：「……須領執照，每執照銀七毫二仙。」既言禁止，又要領照，即係點？閱讀歷史文獻，需以歷史當下之意為準。「禁止」只是我們主觀的理解，按原文上文下理，「取締」應為「監管」之意。那些年，當我為博士論文朝九晚七坐在投影機前閱讀舊報紙微縮膠卷時，這些案例不知凡幾。
「小姐」一詞頗堪玩味。1946年第一屆香港小姐只有11人參選，原因當時「小姐」一詞仍具貶意：「小姐」雖是時髦語，但總讓人想到舞小姐、妓女、專靠男人吃飯、過腐化的生活。戰前未婚女子稱姑娘、已婚者稱師奶、女性尊稱為女史；若稱伊人為「小姐」，隨時會被告誹謗。「小姐」的普及化，卻真的與1952年一宗「潘師奶」誹謗案有關：羅富國師範學院刁姓女教師控告業主誹謗，因業主在其門外所貼通告稱其為「潘師奶」，刁氏未婚，認為有損其名聲。被告罪名成立，罰款五千（當時新建住宅單位一般售價二、三萬元左右）。一時之間，風氣大變，據報女性不論年紀，一律改稱小姐。這五千罰款，可能改變了香港的稱謂文化。
「普羅大眾」，今天多譯作general public，然這譯法與本意相去甚遠。「普羅」源自「普羅列塔利亞」，即proletariat，無產階級。換言之，「普羅大眾」的本意只能指無產階級、社會之最下層。今天人們使用這詞時，焦點放在「大眾」而忽略了「普羅」，但閱讀1920、30年代的文字遇上這詞時，便得格外小心。
最後想討論「文化沙漠」。香港是否「文化沙漠」？香港文化資源豐富，怎可能是文化沙漠？晚清遺老創建學海書樓、被毛澤東點名受帝國主義控制的錢穆創建新亞書院、盧瑋鑾教授（小思老師）捐建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諾獎得主高行健說2001年時的香港是全球華人世界之中戲劇創作條件最好的地方。
沙漠一說，始於1930年代末。日本侵華，大批信仰新文學的文化人南逃至港，發現香港仍是文言文的天下。他們認為，只有新文學才稱得上文化，遂致力創辦新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如茅盾的《文藝陣地》，戴望舒的《星島日報．星座》，茅盾、葉靈鳳的《立報．言林》等，藉以「完善」香港的文化。誠然，該等新文學功夫，意識型態和文化征服心態過於鮮明。1940年，他們認為新文學在港已初成，便說：香港「一向都是文化荒漠的地帶，在三數年間，能夠長出這樣的芽苗，也可以說是一個『發跡』」。「香港的文化生活開始了才不過僅二三年而已！」意即此前香港毫無文化生活可言。
他們清楚知道，香港一向是「有文化」的，只是非其所認同。所以，「文化荒漠」一詞本質上是鬥爭術語，否定異己，表彰己功，宣揚舊的已死，新的已立。明乎其歷史淵源，便明白「香港是否文化沙漠」是偽命題，不值一駁。
行文至此，讀者不難看出，歷史研究是持續不斷的問號工程。任何概念、詞語，不能讓它在眼皮下輕易溜走。一般讀者若有志開展本地歷史之旅，除選讀不為尊者諱親者諱賢者諱的歷史著作外，最有趣味的辦法，是去圖書館找幾十年前的《電視週刊》、《憲報》、《華僑日報》、《老夫子》或任何愛讀的刊物，建構具體的歷史圖像，在內容、概念、字詞上與今日作出比較。那麼，你的歷史之旅便有味有fun了。
撰文：楊穎宇
作者自述
楊穎宇，香港大學歷史系文學士、哲學博士。念大學時以為秉筆直書乃歷史之理所當然，畢業後才發現這並不一定是常態：教科書「殖民地」、「華僑」、「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等字句，公開試客觀描述那些年中國大舉向日本學習的史實，竟會犯禁。這不是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