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悲歌 二之一】在37.5元連一個茶餐廳午餐都未必買到的時代，有21,200人正付出汗水與勞力，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元，當中有清潔工、洗碗工，也有保安員。原本苦候兩年一次的最低工資加薪，今年2月遭政府以經濟衰退為由，首次凍結。回顧最低工資政策，自2011年起實施至今十年，由28元每兩年分四次逐漸調升至37.5元，受惠人口由26萬人銳減至21,200人，是否代表香港勞工待遇大有改善？記者訪問了多位賺取最低工資的工友、僱主，以及推動政策者，探討這項政策成效。
記者：張雅婷 陳詠恩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去年5月至6月，全港21,200名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中，超過一半從事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行業。記者所接觸到賺取最低工資的工友之中，大部份是60多歲、議價能力較低的年老工友，各有原因難以另覓高就。
不願上鏡的清潔工麗姐（化名）是其中之一，今年64歲，女兒去年失業，她頓成家中經濟支柱。她當清潔工已18年，長期搬動沉重的垃圾，腰骨勞損，患上椎間盤突出。
八年前，她在房屋署出售公屋工作，負責清潔公園、屋邨地下垃圾，「垃圾一舉起，啲垃圾水就流落嚟，連格肋底都有水！」有時還要清潔路邊的痰沫、狗屎、人糞，更遑論疫情開始後，口罩、外賣垃圾數量大增。
站在防疫前線，麗姐卻經常受到不禮貌對待，有些人刻意在她面前把垃圾扔在地上，當她勸喻對方時，反被侮辱：「X你老母，唔使你做呀，我哋畀錢你㗎喎！」又罵她「垃圾婆」，以前更經常有人經過她身邊總會掩口而過，她看見就勞氣：「唔係你哋亂扔晒出嚟，我咪唔使嚟清潔囉」。
麗姐自覺工作從來都沒得到尊重，微薄的薪酬亦反映了這點。她受聘的清潔公司，由出售公屋的業主立案法團僱用，每日開工九小時，中間有一小時的無薪午休，賺取時薪37.5元，日薪300元，若工作26日，月薪7,800元，不設有薪假，放假便沒有人工。「300蚊日邊夠食，我返足31日㗎，休息就冇錢」。
麗姐說自己以往每次加人工，都是因為政府上調最低工資。對比附近房署公屋，由房署聘請外判清潔工，薪金卻是12,000多元，足足比麗姐人工多4,000多元，且享有四日有薪假。問麗姐為何不轉去該較高薪的公屋任職，她擔心自己離職會沒有人接替其工作。另一考慮因素是，因為她知道該屋邨的外判清潔工需要每日定時打卡四次，時間運用不及現在自由，所以不想轉工。
記者還發現，有工友實際時薪比最低工資低，64歲的印刷技工佳哥在一家印刷廠工作逾30年，負責「埋機」印刷收據發票、信封等印刷品，五天工作制，但說好的朝九晚六幾乎從未出現，老闆經常以趕工、送貨為由，要求他加班至晚上8、9時，日做12小時，但不設加班補水。佳哥說多年來薪金不升反跌，雖然合約薪金是8,000元，但實際收入只有7,300元，「就算佢扣埋強積金（供款），都係0.05%啫，唔會得咁少，我都唔知佢（老闆）點計」，「我根本仲低過最低工資，出面師傅埋機印刷點止呢個數呀，正常都萬幾蚊啦」。
他認為有了最低工資，反而令老闆有不加薪的理由，「因為佢畀咗最低工資你就唔犯法，對我哋呢啲技術工人唔好，例如廚師、倒垃圾都係咁多錢，根本唔公平，應該根據能力、技術同行業要求嚟定價。𠵱家生活指數高，最低工資都要升，下下壓到最低，點安定社會？如果唔係點會咁多社會矛盾、怒氣，想食都冇得食呀」。但本地印刷業衰落，他奈何工作選擇不多，慨嘆自己年紀大，難找工作，即使被公司剝削也啞忍，「都（距離退休）剩返一年，如果𠵱家搞咁多嘢俾佢炒咗咪仲唔抵……我本身有三高，保安都唔請我啦，佢都驚你巡巡下樓暈低咗點算」。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副主席余美雲記得，2011年最低工資實施時，她在房署屋邨商場任夜更保安，工資由4,000多元一下子加至6,000多元，「從未試過加咁多，梗係開心，記得03年沙士，喺天星碼頭做清潔嘅伯伯係七蚊一個鐘，喺麥當勞係10蚊一個鐘咋！」但往後公司只跟最低工資加薪，她說，除了如恒基兆業等地產集團擁有自己的保安管理公司，會每年調整薪金，八成保安公司都只是跟最低工資加人工，「點解保安業咁着緊最低工資每兩年加一次，其實我哋平時完全冇人工加，係每兩年最低工資加，我哋先會有調整工資機會，而且今年冇得加，將我哋生活水平降低」。
美雲亦即將65歲，但她依然當夜更替工，通宵開工12小時，因為保安業是以工時計薪，8小時工作，根本入不敷支，「做12小時嘅辛苦係難以形容，我哋起碼要提早15至20分鐘返到公司，交通來回都兩小時……70年代，我返工廠，政府成日提倡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學習，嗰時好多夜校，𠵱家根本冇時間進修，都係社會形成，我覺得係倒退！𠵱家淨係瞓覺返工，邊有時間照顧屋企」。
當年有份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油麻地南區議員胡穗珊，亦是工黨前主席及職工盟組織幹事，她見證最低工資由無到有，最初的確令薪金大幅度提升，但認為現時最低工資兩年才調整一次，跟不上通脹，覆蓋率甚低，賺取最低工資的大多是派傳單、外賣、單幢樓「12碼」（一更12小時）保安、清潔工等議價能力最低的工人，「反映咗政府冇決心保障勞工，佢透過凍結、滯後，將最低工資變相廢法，個水平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基本需要。最低工資機制係好，但如果永遠停留不足以應付生活需要水平，咪變相廢法」。
環顧民主派關心勞工議題的人物，不少都因政治檢控身陷囹圄，胡穗珊說，推動提升最低工資等議題更難，「支持基層權益都係民主派，𠵱家游說對象係消失咗，入晒獄，建制派會話『明呀』，但唔做，講完冇follow up。政府冇咗議會壓力，將來直接同官員對話，或者畀到壓力官員嘅場合，會隨住議會路線衰弱而更加少」。
資料顯示，最低工資受惠勞工由2011年26萬，大幅跌至20,000餘人，佔總體僱員人數百分比由6.4%大跌至0.7%。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發表分析報告，引述意見認為，比例大跌或許反映法定最低工資的升幅過於溫和，未能趕上近年勞工市場緊張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