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個獨立的人，」她拎着剛買好的蔬菜，本來領先我半步走在狹窄的行人道，說到這裏忽然轉過頭來：「你說我應該怎麼做呀？」臉上是真誠的問號。
後來很多年，我都會想起這個轉身，話裏話外再也不能比這更加互文了。我們在去她家的路上，走走停停，她熟悉那一帶很多店舖，每次只買一兩個水果，說要省錢。晚上去她家吃飯，好像是要慶祝什麼事吧，我帶了一瓶據說蠻貴的威士忌，也是友人送的，借花獻佛。
那晚，很快她和他都醉了，想卡住的CD機不斷回放說過的話，還是老話題：她該不該出去工作，他該不該放她出去工作。平日裏這話題總是兜轉在嘴邊，但總是藉着最流行的詞語被表達出來，總是離原意差了十萬百千里。你明明想要討論一份具體工作的好壞長短，但最後就不得不陷入一場關於人的尊嚴、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弊端甚至政治體制崩潰後的道德淪喪。一場場天上人間的論辯之後，找工作這本源反倒成了最無所謂的事情。
但這晚不同，他們醉了，酒精撕掉話語的遮羞布。他扳着手指算賬：「她那點人工算什麼，有同沒有分別不大。去返工，誰給我做晚飯，誰給我做早飯，一家人的日常作息也被打亂，得不償失。」她在旁訕訕地笑。他再喝一杯：「而且我看她工作好辛苦，讓我覺得自己很失敗。」
這一段話之後兩小時又被重複了大約十遍，我還是想為她說些什麼，畢竟她常常和我幽怨地說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焦慮無助，擔心和社會脫節。可他像上了發條的機器，說什麼都被彈回來。說多幾句，甚至他會大喊「她真的不用去返工，我養她就好！」
這是我看到她嘴上漾起一個奇異的笑，驕傲、僥倖，一種偷偷的樂，以及，熟悉的信賴——「你說我應該怎麼做呀？」。這是一場偽裝成戰場的舞台，我是誤入戲的觀眾，只有我沒看懂這是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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