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先生身邊那些年，學習到的是，凡做什麼事，都要認真去做。
六先生從一個一句英語也不懂的人，認真學英文，到最後以英語對答如流，都是因為他認真去做，去學。
六先生能夠後來活了那麼長的命，都是因為他很有規律地學太極拳，學氣功，那種毅力，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上了他那輛勞斯萊斯，第一件事都是打開後廂那盞小燈看報紙，他愛看的只是《星島日報》，我問他為什麼只看一家的報紙，他說：「時間已不夠用了，不能太濫，太雜，世間發生的事只有那麼幾件，看一家人的報紙已經足夠了。」
六先生也有自知之明，年紀一大，記憶力一定衰退，他的西裝的袋中一定裝有一張硬卡，那是四角鑲金的牛皮硬板，中間塞了白色紙張，一想起什麼，即刻用鉛筆記下，他的字寫得很小，但非常用力，時常透過第二張紙去，做過什麼承諾，他一定記下。
回到辦公室，他就把小紙上寫的事叫秘書打成備忘錄，他有兩個秘書，一個專記中文，另一位記英文的是位英國女士，用的是速記，用蚯蚓一樣的符號迅速地記下他的一言一語。
還有一件厲害的是他的交際手腕，六先生最愛開派對，在片廠中新建了別墅，自己不住進去，只是用來邀請一些英國殖民地年代的嘉賓。在別墅中也有家豪華的戲院，放映一些新電影，都是未經電檢處通過的，像《巴黎最後的探戈》一類的戲，中間的大膽鏡頭，看得觀眾樂於道津，都感到被邀請是一種榮譽。
吃的東西非常粗糙，有時還是家傭們煮的，六先生認為洋人都不太會吃，用的餐具倒是稍為講究，像當年還沒有人用過的魚翅碗，有個旋轉圓形銀蓋子，下面點蠟燭生着火的，都得到洋人的嘆賞。
喝的是Pouilly-Fuissé白酒，一箱箱地買，當年價格也便宜，洋人朋友都感覺非常高級了。
請宴之前，一定自己走一趟，檢查有什麼不妥，我認為這都是浪費時間的事情，剛好就有一個打開銀幕的電掣壞掉了，他轉頭向我說：「要是沒有親自看過，到時候臨時那裏找到電工來修理？」
邀請的嘉賓名字上有移民局、消防局、交通部的高官，水電工程等等，這群人的免費餐吃多了，要是六先生在政府部門有什麼行不通的，叫秘書打一個電話去，大家都給面子，宴請這群人當然有目的，但也不是每一個大人物平時肯花那麼多時間做的事，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吧。
在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邵氏片廠每年得製作四十部電影才夠維持一條院線，六先生說：「什麼戲都要拍，這種題材觀眾看厭了，就要拍另一類的，觀眾像一隻貪婪的野獸，永遠不會滿足，永遠要用新的片子來餵飽他們，我們才能生存。」
「那得拍些什麼呢？」我問。
「什麼都得拍，就是不能拍一些觀眾看不懂的，不然他們會背叛你。」他說。
六先生的眼光很準，也許是因為這一行已經做久了很熟的緣故。
「萬一有一部是失敗的呢？」我問。
「很少萬一的。」他說：「就算有萬一，票房不會騙人，第一天沒有人去看，馬上就得換片，保住這塊招牌最要緊。」
後來，他還叫人在片尾添加上一張字幕：「邵氏出品，必屬佳品。」
我年輕，年輕人都喜歡一些帶藝術水準的片子，也對電影有一點所謂的抱負，向六先生說：「一年拍四十部，就算一部有藝術性，但不賣錢也不要緊呀。」
六先生笑着說：「一年拍四十部，為什麼不四十部都賣錢，一定要一部虧本呢？」
「好萊塢也是商業為主，他們的作品也有些很有藝術性，但市場也能接受的呀。」我抗議。
「你知道他們的市場有多大嗎？」他自問：「當我們也有這種市場，我也肯拍一兩部來試試。我不是沒有失算過，在觀眾看厭了黃梅調我就轉拍刀劍片，當刀劍片看厭了我就拍功夫片。總之動作片最為穩當，從默片《火燒紅蓮寺》開始就是這個定律。」
「要是當武俠片也看厭了呢？」我追問。
「那就得拍色情片了。」他說：「如果你愛電影，像我那麼愛電影的話，你就會了解你想多在電影行業中忙多幾年，為了想忙多幾年，什麼題材都得拍，就是不能拍藝術片，那是另一種人才拍得好的。我是商人，做商人就要做到底，不能又想做藝術家，又想做商人。電影這一行，是燒銀紙來討好觀眾的，不燒銀紙的話，就很難賺到觀眾的錢。」
也許，這句話，是造成後來邵氏電影沒落的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