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台電視編導蔡玉玲因查冊而被判罰6,000元。此事不單是她個人的事，也是涉及整個新聞界和新聞自由的事，更涉及全港市民的知情權和公眾利益。不過，同時應該指出的是，官方也同樣受害。它主動毀了新聞自由，等如自毀管治長城，因為少了輿論和社會監督，其他管治上的弊病將會不斷出現，大幅上升；官官相護，官商相護，官（員）權（貴）相護就會增加，甚至高速膨脹。屆時，民怨飆升，官方的管治將更困難。這完全是官方自己製造出來的危機。
從蔡玉玲事件談起。大眾可見她的報道揭露了不少真相，這是整個事件的核心。可是，官方卻聚焦於「動機」與條文不符，將她起訴。這完全是本末倒置，還暴露了背後有強烈的政治考量。公眾從蔡玉玲的報道和7.21事件的其他資訊中，馬上聯想到官方的取態是否嚴謹和公正？但必須指出的是，公眾對官方的質疑不是來自蔡玉玲的報道，而是來自官方的言行，傳媒只是一個展示的平台而已。所以，根本不應入罪。
此外，事件帶出另一個更令人憂慮的訊息，就是再一次證明官方隨意搬龍門即可達致它的目的。這是可悲的驗證，原來修改條文或選項，或任意解釋定義，就可以從心所欲地收緊新聞和訊息自由。這些修改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低調的，有時甚至是隱蔽的，都可以變成陷阱，也就是構陷。試想，一個用構陷來管治的政府，能保護自己的威信嗎？
還有，這次事件令人馬上想到，官方下一步會怎樣做？有傳媒學者根據中外經驗，提出一些值得公眾觀察和監督的趨勢：對付完傳統傳媒之後，官方會否轉向針對新媒體？例如網絡查封，或要求營運商配合政府的政策而自我審查，否則將自招損失（其實這些「損失」都是官方製造出來的）。更有甚者，官方會否把網絡上某些不利於管治的言論刑事化？把現有的尺度（例如不能談「港獨」）收緊至對官方其他政策不滿的言論？
在今天香港越來越大陸化的形勢下，這種擔心已十分普遍。奈何官方依然故我，還變本加厲，因為官方早已看透，單憑民間之力根本無法抗衡官方的意志，而外國也不會因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破壞與中國的全面關係。這正是官方任意行事的背後思量。
回顧香港回歸以來新聞界的變化，不能不令人擔心上述疑慮甚有可能變成現實。在回歸之前，內地已開始影響香港傳媒。這是國際常態，我不一概否定，外國也是這樣做，關鍵是用甚麼影響輿論和民心？用市民歡迎和接受的政策？還是騙取民眾的巧言令色？用說情說理的方法？還是用強權推行的方法？這既是一個實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質的問題。官方往往着重前者，包括官方的權力和財力，但輕視後者才是關鍵要素。
例如，回歸之後，官方收編傳統傳媒的速度明顯加快，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協助商界成為香港傳媒的老闆，同時讓他們發展大陸的其他業務。商界成為操縱傳媒生殺大權的「間接刀手」，這就是一種移形換影的利益交換。其後，內地資金進入香港傳媒也成為新常態，逐步由參股變成控股，用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實行社會主義的管治模式。
對於不聽話或不就範的傳媒，官方或商界就用經濟手段卡壓。舉例說，限制廣告，打擊相關業務等手段（例如一些傳媒兼營零售服務），表面上是商業競爭，實際上是政治因素為主的管、卡、壓。
對於獨立媒體就更容易打壓了，例如不給予平等的採訪機會，還按官方的需要來界定媒體的定義，讓它們難以堅持下去。與此同時，官方向願意成為統戰對象的傳媒提供獨家消息，強化它們的競爭力。這也是中外古今常見的手法。
到了今天，法律也成了官方利用的手段，不僅在新聞規範和解釋新聞概念方面使出各種招數，還不斷扭曲業界和社會已有的共識。這次蔡玉玲事件就是典型事例之一，所以值得公眾關注。
更令人沮喪的是，港府已成為扼殺新聞自由的刀手之一。官方幾乎已經完全沒有「兩制」的概念，應驗了回歸前中共對公務員的一種評估：只要保障高官厚祿，加以馴化和臣化（變成下臣），就可以像當年港英政府「臣化高級華人」一樣，管治得心應手。如今，港英政府的做法一一重現，包括在1967年打壓左派的政治和法律手段，都成為新朝舊法。這種歷史的重複，能不令人浩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蔡玉玲參與編導的《7.21誰主真相》獲得本屆金堯如新聞自由大獎。縱有狂風逼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