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學者大澤真幸的《給所有人的社會學史講義》有個獨特的開頭。他開篇寫到馬克斯·韋伯，但卻不是從韋伯的學說講起，而是說了韋伯的憂鬱症、韋伯的病。韋伯生於一八六四年，在三十三歲那年忽然罹患重度憂鬱症。但是韋伯重要的著作，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都是在罹患重度憂鬱症之後寫出來的。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歐洲，從福樓拜到波特萊爾，不少人有過各種各樣的虛無憂鬱，因此或許整個時代當中便有令人焦慮不安的因素也說不定。大澤真幸認為，與其視韋伯的憂鬱為他個人的憂鬱，實際上更是一種「社會學式憂鬱」，體察到現有思維的不足，「對於現在正發生的社會現象，感到某種不確定感」，從而思考「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大澤真幸認為這就是韋伯作為社會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展開社會學思考的起點。大澤真幸更進一步說：「當要問『XX如何可能』的問題時，最重要的態度是『雖然現實有這件事情，但那看起來就像是奇蹟一樣』。」對現實中已經存在的事，不視之為「必然」，而是看見其「偶然」。當去追究偶然背後的成因，才有形成一門學問的可能。
其實，在人生的層面上，應該也有很多「XX如何可能」這問題發生的時刻。村上春樹回憶父親的小書《棄貓》，就有這樣的「偶然性」叩問。村上春樹與父親關係並不親近。但他在父親過世後，見了很多與父親有關的人，知道越來越多父親生前的事。這樣的追溯，讓他意識到父親的一生、與村上春樹自己之出生於世，不能不說有高度偶然的成分。
「如果父親沒有除役而被送到菲律賓，或緬甸的戰線……如果母親那位音樂教師的未婚夫沒有在任何處戰死的話……這樣想下去心情就變得非常不可思議。因為如果那樣，我這個人就不存在在這個世上了。而且結果，我的這個意識當然便不存在，從而我所寫的書也不存在在這個世界。想到這裡我身為小說家活在這裡的營為本身，也就成為缺乏實體的虛無幻想了。我這個個體所擁有的意義，也逐漸變得模糊不清。即使手掌看來變透明了也不足為奇。」
確實是這樣。有人說活著就是奇蹟，這樣說的時候通常有讚嘆恩典、活著真好之意。活著是否是這麼棒的事我個人不敢說。但確實，一個人以現有的形式活著是無數偶然的結果。從這點來說，確實可以說是奇蹟。
張惠菁
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