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一個大律師，一直有代表反修例中被捕的示威者打官司。我見她經常走好幾個法庭，參與的案件林林總總，由較輕罪名到非常嚴重的控罪，都有她的身影。她本來打算移民，早在2019年之前，就按部就班計劃離港，開展人生的下半場。然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一年迎來了沸沸揚揚的社會運動。於是她全盤計劃被打亂，別說移民，連生日想放一天假也是奢想。她說手頭上的官司已排到2024年，我聽到後心裏一寒，面上不敢露半點聲色——以香港今時今日崩塌的速度，誰敢說自己能在這裏留到2024？
她吸一口氣，鬆開了緊皺的眉頭，補一個笑容：「當日有幾support，今日就應該有幾commit。」這句說話威力無窮，我把它烙印在心，難過的時候拿出來陪伴自己。這是一種生命中的重，很重，但相比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我寧願揀前者。為什麼我會把這件小事寫出來，因為最近看到一個「非常輕」的訪問，被訪者叫李兆富。記得當年在壹週刊工作時，經常看到雜誌上有這個簽名，要利申的是，我一次也沒有看過他的專欄，即使有好幾年時間，我和他都在同一本雜誌上寫字（報酬當然差天共地）。
李兆富接受沈旭暉的訪問，一個人在美國，一個人在台灣。詳細內容我沒看，因為不想讓他賺了點擊率，但有一段幾十字的撮要去解釋他為何移民：「做人必須當機立斷，否則永遠都會因為香港表面上的高薪厚職、種種羈絆而不能走出comfort zone。」所以呢？所以於國安法立法後，他就立刻離港了。留港的人很多，離港人的也很多，他們承載着很多沉重的去留原因，而以上是我聽過最輕便宜最低莊的理由──它侮辱了我這個留低的人，侮辱了很多傷感地離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