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崇基師弟昔年從事銀行及投資業務，卓有成就，退休後念念不忘回饋社會，成立社企，資助基層兒童學藝，成效顯著，後又覺得企業不應只以賺錢為唯一目的，於是積極參與社會企業的工作，繼而再進一步，憑過去積累的知識經驗、人脈關係，推動成立一個「社會實效」（social impact）的基金。
不講空話，而是以真金白銀投資，扶助一些對社區、社群有實際效用的項目。4月6日紐約時報有一篇關於impact investment的報導，提及美國世家，以凱悅酒店大股東家族Pritzker為例，已逐漸達成共識，實效投資須由「回報與實效並重」的境界走向「實效為先，回報為次」的思維，實效投資不能沒有回報，否則必定虧損連年，關門大吉，但回報率不必訂得高，只要有回報，免於虧本便行，投放資金時，應優先考慮投資對社會構成的實效利益，其次才考慮投資的回報多少。
傳統的企業投資理論是以回報率為依歸的，假設一個大企業資金充裕，找到十個投資項目（按：不是炒股票），例如電站、汽車製造、興建醫院、設立晶片廠等等，投資分析人員分別寫投資計劃書、財政策劃、資金投放效益等等及風險評估，然後計算每一個項目的15年至20年的內部回報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把IRR排列高低次序，由董事局決定及選擇。到ESG概念流行之後，不能純粹論IRR高低了，要考慮及社會成本如環境、氣候、保育等因素，不能不考慮如Little and Mirrlees Method（L-M Method）（按：Mirrlees是1996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中文大學晨興書院創院院長，於2018年8月29日逝世，享年82歲），此方法用於公共投資，側重引入社會成本、社會得益及影子價格等觀念，於1968至1972年間由兩位經濟學家提出，影響深遠，曾引起不少經濟學家的爭論。今天的投資選擇方法比左丁山在80年代從事私募基金工作時，複雜得多了，純粹追求利潤最大化和IRR未必一定得到基金的投資者（例如政府長俸基金及富豪世家）的支持，近年又加入消費活躍者（consumer activist）的壓力，加入人權因素，容易得罪一些國家。在此環境下，從事impact investment的困難確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