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似乎有點聳人聽聞。很多人會說，傷害中國自由派的是習近平，怎麼能怪罪美國和西方？習當然是元凶，但我這麼說也非沒有道理。特朗普曾讓中國自由派的聲譽大跌，如今拜登的「種族滅絕」標籤使本來已經邊緣化的自由派進一步衰落。
拜登政府聯合西方國家就新疆問題對中國發起的「種族滅絕」指控，也許其意圖是要為美國和西方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新冷戰做民意鋪墊，新冷戰如果符合美國的利益，當然也沒有甚麼不可，但眼下來看，它的一個後果是導致中國社會的自由派和中共內部潛隱的改革勢力的聲音越來越弱，而原本他們是美國應該依靠的同盟。
沒有中國內部的配合，拜登政府的人權牌就難以在中國起到應有作用，削弱中共。只有認可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崛起，重奪中國社會的主流話語，讓他們在民眾中起引領功能，才能把中國導向進步方向。所以美國的人權牌應有助於啟動和壯大中國的自由派。但現在的情況恰好倒過來，自由派沒有在拜登政府對中國的超級人權大棒打擊下處境有絲毫改善，反是以習為代表的保守頑固勢力地位更加穩固，中共得到民眾的認可和支持程度，恐怕是八九六四以來最高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反諷。
很多人要問，自由派和黨內改革力量是怎麼衰落的？根子當然是中共保守勢力的崛起及其對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的壓制，但自由派脫離大眾，無視普通民眾樸素的民族情感需求及對他們的疏遠也是因素之一。遠的不說，在特朗普時期，自由派加速了和一般民眾的分離進度。特朗普對中國的極限施壓和空前圍堵，讓自由派看到了希望，把情感投射在他身上，奉他為救世主，以為靠他可以推翻中共。這既是自由派的無奈，可也反映了自由派的某種天真。這導致自由派的很多人不僅無條件認同和支持美國對中國採取的一切打壓措施，也無條件地力挺特朗普，努力攻擊美國大選和美國民主，從而讓自由派曾經在中國民眾中的理性和溫和的形象跌落。
美國大選後，自由派本該痛定思痛，重新挽回在公眾中的形象，然而，拜登政府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種族滅絕」指控，自由派態度曖昧，和普通民眾再次疏遠，失去了一次主導民間話語的機會。
如何重建在中國崛起和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自由派的敍事話語，和中共爭奪群眾，是對自由派和中國民主化的終極考驗。若自由派通不過這個考驗，中國的自由民主將會遙遙無期，因為即使中共被推翻，其勝利果實也輪不到自由派來摘。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扮演着重要角色。雖然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能全靠美國，但不能不靠美國。基於這種判斷，拜登上台前我說過美國若要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必須啟動中國社會和黨內的自由民主力量，拜登可以也必須對中共打民主人權牌，但要對準目標，拿揑尺度，而如今這種打法，將種族滅絕這樣的萬國公罪都搬出來，若沒有強有力的證據，勢必遭到中國民眾的普遍反對，對要孤立的中共來說效果適得其反，卻讓自由派處境尷尬。
當然，拜登政府高舉的人權大棒，很可能沒有推進中國民主化的意圖，只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挑動盟友一起用這個標籤來惡心和打擊中國。然而，即便不考慮中國自由派，對美國自身來講，哪怕在美國和西方聯手打擊下中國成為如今的朝鮮，只要中共還在掌握政權，手中有龐大武庫和核子武器，美國就不會比現在變得更安全。
所以，美國的人權牌不能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視角，中國社會內部必須有呼應力量，自由派不能缺席。這考驗拜登政府打民主和人權牌的技術。其實，美國對中國可打人權牌的地方太多，現有的力度遠遠不夠，但應該針對能夠引起普通民眾共鳴的事情和問題，讓他們感受美國的善意，否則結果非但削弱不了中共，很可能摧毀中國的自由派。
鄧聿文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