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後園，像是一次落幕前的演出。
天天玩、時時玩的小男孩，跟菲傭姐姐玩賽跑，玩警匪槍戰，如果一個人，他也玩孤島求生。最重要，玩的時候，很有意見，充滿想像力，經常指揮別人怎樣跟規矩去玩。我封他全村最快樂的人，年輕爸媽聽了，跟他玩得更專心。教他踢足球，羽毛球也不時飛到我的陽台。可是，父母在幾個月前賣屋了，早幾天，兩隻狗狗被人接走，洗衣機也抬走了，靜下一刻，他還是要玩。右腳搓着比他那張臉要大的膠足球，左右提步，然後一腳埋門。
一年來，我見證這個地方，最終不適合他長大了。看着他專注目標射球時候，我心中落寞。
這陣子，不少海外報章專欄，為香港爭取民主政制做回顧，流水賬的數下去，最清晰而觸動我的，是Bloomberg Opinion編輯Matthew Brooker提到一句：The era of ambiguity is over。先看一個格局，才看發生的事情，最少，你有信心下自己的判斷。這位局外人看《基本法》具創意性的含糊，兩個陣營都只看到他們想看到的。他說，就是民主一詞，在共產中國及自由西方世界眼中，已極端不同。香港的民主派，一直深信可以在多黨制之下競逐議席。即使功能組別議席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勢力深植建制派手裏，他們仍然期望有朝一日，政改能按公眾意願，達至《基本法》承諾的民主雙普選。現實是，當2019年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拿到極大比數選票，卻原來民權再大，大不過一個政權。
人的天性，會追問、會自我辯論，到底以往一切是謊言，還是現在才有人推翻一切？老朋友則說，無論看由頭開始就是謊言，或現在才有人違諾，都只會墮入自我迷思，倒不如看香港也有自身客觀轉變。世代上，年輕一代不理解香港如何在夾縫中走過來，不接受不理想的妥協。經濟上，大陸已走上「大到不能垮」的地步，對香港及西方世界的依賴大幅減少。政治上，中國帶回極左路線，一人獨大，其他可能對香港有幫助的聲音也大幅減少。
以往在ambiguity鑽空子，今天香港已差不多全面收納回到北京的軌迹。香港或明或暗的自主性被箝制了，今後再也沒有曖昧的空間。如老朋友說：「香港再不是2019年以前的香港，對世界、對北京、對香港人都不再一樣。內地城市還可擦邊球，香港現在卻見球即閃。」老朋友甚至想像聖誕、復活節假期陸續被「中國特色」假期取代的日子將不遠。大家再不可「身在曹營心在漢」，再不能夠模糊處理港人的國民身份。
當人大常委通過完善香港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制度之後，一方認為香港一國兩制玩完，一方認為香港繼續朝向民主制度邁進。這一次，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地方的政治，不是兩國交手，而且，如何俊仁說，中國再也不用掛着一縷面紗了。在明刀明槍的格局下，人，是否仍看到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就是你決定怎樣走下去的原動力。
一國兩制真如評論者所說的幻象？如果沒有發生六四，如果泛民懂得更好的手段，我們甚至可以商討香港命運延續至2047以後？我膚淺，感覺無論誰寫的評論，都無法圓滿解釋爭取民主政制失敗的原因。歷史，沒有筆下的如果。現實能引證的是，今天泛民跨代成功整合團結之時，卻被迎頭痛擊，努力掙回來的，被摧毀瓦解。
我相信，政治是實踐，是關於信念與堅持，失敗與成功，有時都是突如其來的。香港人的生存能力及能量，仍然強於執生嗎？今天最剛烈勇敢的反思，是承認我們的弱點。從煩亂走到靜止，剩下來是決心與決定。所以，如果說不要放棄？那不要放棄甚麼呢？香港還留下甚麼？用綿韌之力過比以往更不確定的日子，一生在這樣的政治鳥籠生活，今天，已經不能不總結了。
李柱銘與八位泛民領袖因參與「8.18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將於四月十六日判刑。八年前訪問李柱銘，談到佔中與他的民主靈魂，以下是一段節錄。
「坐監沒問題嗎？」
「坐監沒問題，我預備了坐監，如果叫我坐監就坐監，坐監不是大事，為正義坐監，心裏舒服，跟殺人坐監不同。」
「有沒有想過不容易讓你坐監，如果李柱銘坐監香港人會怎樣？」
「有些人會說：『等咗好耐囉。』」他說自己坐監沒有重要性，陳日君樞機坐監才大件事，世界大新聞⋯⋯
「你太太與兒子願意讓你坐監嗎？他們擔心，對你才是最痛。」
「當然，若他們不想，若我坐監會令他們傷心，我更加難過，但兒子已經長大了。」
戰後的五十年代，六四以後的社會，暗晦不明，現在的香港，如何看它是個結局？「We have lost much more than just the chance of democracy: our freedom of speech, our free press, our no-fear at night and many more are now gone...」朋友說。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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