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祈禱遊行】楊森陳詞時引述政治哲學家羅斯（J. Rawls）的公民抗命論述：為了爭取更公平的法例，不惜以身試法，以對抗公安惡法；穆勒（J.S. Mills）在《論自由》則說明：「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到底還在組成它全體個人的價值。」他表明，泛民不會做所謂忠誠的反對派，反而會忠誠地代表民眾監察及制衡特區政府施政。
楊森陳情全文：
法官閣下，我對8.31被控的罪名，認罪但不認錯，亦不會求情，以下是我的陳述。
首先，我同意政治哲學家羅斯（J. Rawls）提出的公平理論（Theory of Justice），即每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公平的平等機會，以及他指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即為了爭取更公平的法例，不惜以身試法。我是以公民抗命形式，來抗議《公安條例》惡法，因為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禁止和平集會和遊行，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17條及《基本法》第27條，即本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
我以身試法，是因很擔心現時本港政局，故此要堅持示威、遊行的權利。國安法生效，人大修改本港政制，使民主出現大倒退，不只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落實民主的原則，更令本港回歸後的民主進程全部被廢，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高度自治可謂毀於一旦，本港已被中央全面管治。今天，由特首選舉到立法會選舉，將變成大陸式的選舉，即未選已預知結果了。
政府亂世用重典，以為嚴厲執法，大舉搜捕和起訴不同政見人士，便可以震懾港人，但港人藉著憲法所賦予、用和平方式表達政見的示威遊行就被禁止了。當權者強調愛國者治港，我不禁想起，穆勒（J.S. Mills）在《論自由》（On Liberty）所指：「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到底還在組成它全體個人的價值。」他重視個人價值和自由，提出了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傳統文化則較重視個人對國家和家庭的義務，但卻輕視個人的權利。
堅持參與是次未經批准的遊行，正是因為我不願意眼看這些個人權利受審查、剝奪。2019年開始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無疑反映出傳統文化及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文化。試想，本港是中西文化薈萃的國際社會，又是實行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何以要經當權者批准呢？
坦白說，我是中國人，但亦是香港人，熱愛這片家園，但愛國不等於愛黨，中國對我來說，是人民、文化和土地，但不是指某一個政權。事實上，中國五千年文化中，尊重人民福祉的朝代，自然會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愛戴。
我想強調，泛民不會做所謂忠誠的反對派，反而會忠誠站在人民那邊，代表民眾監察及制衡特區政府施政，為港人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爭取高度自治，不斷努力。
法官閣下，我認為和平示威、集會、遊行是要繼續的。在本港政治低壓，民主大倒退，普選遙遙無期，港人的核心價值，即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和多元化社會更加要堅持下去。港人核心價值已成為港人信念的共同體。堅持維護核心價值，會維繫社會民心，令港人努力維持如常生活。
面對強權，如當年捷克哈維爾（V. Havel）所指，要以真話面對謊言。港人切勿受強權嚇怕，自我畏縮，甚或放棄堅持。政治哲學者鄂蘭（H. Arendt）也指出，自由是要付出行動的。港人要沉着面對政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去參與，和維護公民社會，以及支持本港崇尚核心價值的社團，和企業及其活動。
法官閣下，我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遊行，但我不會承認我做了錯事。當遊行未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我站出來參與遊行，為的是堅持示威。遊行是港人應有的人權，受到憲法保障，亦藉此抗議警方濫權，隨意禁止港人和平示威、遊行，剝奪了港人應有的公民權利。所以，我願意以身試法，以和平方式進行公民抗命，並願意接受法律的刑責。
最後，我以法國作家卡繆（A. Camus）的《西西弗斯神話》（The Myth of Sisyphaus）書中人物故事總結陳詞。卡繆書中的人物西西弗斯犯了罪，受天神懲罰，要推石頭上山頂，但去到山頂後，石頭即自動由山頂滾落山腳。我會欣然下山，再次從山腳將石頭推上山頂，有如爭取民主、法治、人權和自由一樣。我會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謹守崗位，不會放棄。鍥而不捨爭取下去，民主、自由的日子總會來臨的。法官閣下，我認罪但不認錯，也不會求情，亦不作上訴，謹此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