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起來，堅決同黑惡勢力犯罪作鬥爭！」掃黑除惡運動的標語自2018年起在內地各大城市、小鄉鎮鋪天蓋地。三年過去，官方宣佈在這場運動中，審結33,000宗涉黑涉惡案件，波及37萬人，並查控至少5,439億人民幣（下同，約6,465億港元）的資產，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更高調出席全國掃黑除惡表彰大會，顯示運動取得全面勝利。
不過這場聲勢浩蕩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面臨着運動式執法的批評。對一些民營企業家而言，這是一場以掃黑為名、行剝奪財產之實的「殺豬運動」。有熟悉掃黑領域的律師表示，內地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黑社會，但地方部門為了完成掃黑指標，讓企業家、小偷小摸都「涉黑」湊數。
民營企業家李懷慶妻子包艷的工作室，2018年1月某日突遭十多名公安闖入，指她丈夫「涉黑」，要接受調查。當局同時凍結李名下公司所有資產，甚至與案件完全無關的胞姐，其戶口也被以「涉黑」名義凍結。「他們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們每條路都封死，不讓我們有錢去找律師」，包艷說。
54歲重慶民營企業家李懷慶，是當地典當公司的老闆。包艷當時不知道，同月，中央已發下通知，稱要將黑惡勢力犯罪與反腐敗、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深挖黑惡勢力「保護傘」。到了2020年底，李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詐騙等罪名，被判處20年監禁，資產全部凍結，他的八名員工亦被判監。與此同時，這場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運動，宣告進入尾聲，取得勝利。
據官方數據，三年專項鬥爭以來，全國法院共審結33,000宗涉黑涉惡案件，涉案者多達22.6萬人。檢察部門批捕但未提公訴亦有14萬人，換言之，最少37萬人捲入這場運動。當中有11萬名黨員和公職幹部被立案處理。另據去年10月的數據，當局查控涉黑涉惡資產，多達5,439億元。
這三年打黑的成績，超越了過去十年的總數，成績亮麗。官方宣揚的典型案例包括浙江一個「黑老大」，牽出背後省市政法系統18名官員「保護傘」；20多年被判死刑的昆明惡霸孫小果被揭「死而復活」，出獄後重操舊業，最終被判死刑。官方形容，三年專項鬥爭，令社會治安明顯改善，基層社會、政治、經濟生態好轉，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但在運動高歌猛進、勢如破竹下，耀眼數字背後隱藏着冤屈與黑暗。
「打黑遍佈全國。我們可以這樣來形容：第一是家破人亡，第二是普遍喊冤，第三殺良冒功」，曾接觸及參與多宗掃黑案的律師楊一（化名）說，「為甚麼說家破人亡呢？因為這場運動是搶錢，而且非常殘酷，一旦被定涉黑，多少年家屬積攢的積蓄都沒收。」
沒收財產的依據何在？中央在2019年下發《關於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提到要全面調查黑惡勢力組織成員的財產狀況，對涉案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
今年2月在深圳開庭、以商人張偉為首的44人涉黑案，也是其中一例。這名身價百億的企業家、深圳市人大代表，在2019年被指捲入前市委副書記李華楠涉貪案。他本人和集團資產，大至私人飛機、地產，小至手錶、褲腰帶都被當局沒收，甚至連未被提訴的妻子，亦被查封自住單位、凍結名下51個銀行戶口。
不過，掃黑運動的重點任務，是要打擊長期困擾地方的「村霸」、背後的「保護傘」（即與之勾結的地方官員等），為甚麼像張偉、李懷慶這類民營企業家，會成為最容易被扣涉黑帽子的群體？這與內地對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定義有關，內地涉黑的四大特徵包括具有明確的組織、人數多；透過違法手段獲取經濟利益；使用暴力、威脅或其他手段；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縱容，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形成重大影響。而民營企業先天性滿足了這些條件。
「民企是公司化的組織，驟眼看很像黑社會，把民企包裝黑社會是最容易的事項，因為他有層級關係，組織體系，有經濟活動」，楊一說。因此民企一旦被指涉黑，往往是公司高層、員工甚至家屬「一鑊熟」，並查封所有財產，「打財斷血」。但他強調，沒有一個企業能夠達到這四個特徵，「我們做了20年了，沒見任何一個被指控為黑社會的單位，完全具備這四個特徵」。
那麼在官方指控中，他們「黑」在哪裏？楊一指，很多時候，涉案機構或有個別犯罪行為，但遠達不到黑社會的標準。「連催收貸款，都會被指控為黑社會，打個電話就是軟暴力。」在李懷慶一案中，當局更是翻出多年前的一宗案件「定罪」。檢方指，李曾在2013年放高利貸，但還款人無法還款，其後李向法院起訴，並最終勝訴。不過就算法庭已作出判決，這項事件最後卻成了李涉及欺詐罪的指控。 李妻包艷亦質疑，當局是為了令她丈夫入罪，才推翻當年的判決，「當時法院一審二審作出判決，為甚麼那時候法院正常判決呢？」她不知道，在內地，司法審判往往政治先行，這類集中火力解決的黑惡案件，早被公檢法系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定調。
對這種司法不公早已司空見慣的楊一說：「他是運動，就是一個流水線，所謂法律的獨立審判、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的相互制約，沒有任何用處」。他又稱，律師所接觸的涉黑案件「沒有一起是真的涉黑」，但冤案「就像坦克一樣呼呼的往前進。甚至有資深刑事法庭庭長說，已經失控了」。
事實上，這種短期內嚴打腐敗的方式，與過往中國推行的大部份運動一樣，都被批評為運動式執法，地方部門往往為了滿足上級任務而「跑數」。例如山東檢察院曾被揭「下指標」，要求每個基層檢察院至少要處理一宗涉黑案；甚至連為民企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都被打黑，面臨監禁。
一直有自由派人士質疑，欠缺外部的獨立機構，反腐反黑難以形成長期有效的監管機制。「坦白說，在中國做不到（獨立監督），所謂獨立廉政機構，前提假設是公民社會的存在」。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指出，中國只有一個權力中心，「監督也好、督查也好，誰來監督這個督查的人？沒有」。「民企也好，刑辯律師也好，都被這場運動所裹挾了」，陳道銀說。
同樣的錯誤，也出現在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在2011年發起的「唱紅打黑」運動，其間有數千名疑犯被捕，但同樣被質疑司法程序不公，執法機關將普通案件當成涉黑案處理，侵吞民企資產。這次三年的全國掃黑，儼如當年重慶打黑的擴大版。
陳道銀分析指出，過往幾代領導人上台主政、開啟新時代後，都有發起過類似的運動，這是中共執政以來的傳統。1950年建政之初，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就曾發起鎮反運動，針對反革命分子、傳統地方武裝勢力進行全面整頓，數百萬人被處決。到了1983年，面對文革後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過多，當時實質掌權不久的鄧小平發起三年嚴打運動，逮捕了177萬人。
過去三年這場掃黑運動，時間點也剛好落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確立「習核心」、中國開啟新時代篇章後。「無論是毛、鄧，還是習開啟他的時代，都要有一場全面的社會運動，來重新建構社會秩序」，對習而言，也有需要清理一部份的政法隊伍。
雖然掃黑過程中出現各種問題，不過這場運動在老百姓眼中，是針對社會治安、村霸勢力。陳道銀指出，相信運動在民間得到支持，村霸流氓、基層腐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整治，但很快「春風吹又生」。「這是中國的社會現實，所以在中國，（由官方發起的）社會運動會周而復始，不斷地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