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濁時局裏的清明節，走進墓地，內心出奇的安靜。我們跟着志者與工友在一個活人與亡人對話的空間慢走，一個墓碑，一個故事。安躺在土壤下，是一名壯志未酬的傳教士，一位保衞香港的戰士，見證歲月流逝。墓園裏，有花王在墳場敬業栽種，有區議員每月悼念，亦有學者持續深耕細作，冰冷的石碑，原來尚存體溫。
記者：劉詩敏 攝影：何家達 王瑋彤
跑馬地英譯為「Happy Valley」，當年來香港參與鴉片戰爭的英軍因香港炎熱潮濕的天氣及瘧疾猖獗而客死他鄉，促成不同教派的墳場座落在這座極樂之谷，殊途同歸。其中的香港墳場，早在1841年已有人長埋於此。歷經近二百載，潮濕的天氣依舊，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邢福增手執被翻得破爛的地圖及筆記，熟練地在出發前噴上蚊怕水，開始踏上「墳遊」之旅。
甫進入墳場，迎面而來即是一片山翠綠林，樹影灑落在一座座墓碑之上，由正門前的噴泉、墳場內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的教堂，到不同的紀念碑，邢福增沿路如數家珍。「然後星星的所有顏色都融化了，並與她一起點亮了陰影」— —左邊碑文的詩句是丈夫對逝去妻子的愛；右方一整列小天使雕像，是白頭人送黑頭人的哀愁；上方的斷柱誌葬，代表烈士楊衢雲盛年之時突然離開，尚有未完成的宏願。
一個個墓碑的背後，藏着無數故事，邢福增將墳場形容為與過去對話的空間，在千禧之年首次踏足香港墳場，正是這種容許觸碰歷史的溫度，令他愛上這個地方，每年教授「香港基督教史」均會帶學生到訪。可是過去一年多，疫潮下活動一度停辦，近期適逢神學院籌款，遂轉而組織小規模「墳遊」，籌款之餘，亦藉此機會再整理墳場資料。
邢福增停在一個不太起眼的石棺旁，可隱約看到棺上寫着：「Lucy Dyer Ball」，這是傳教士波乃耶夫人的墓，亦是邢福增的新發現：1843年波乃耶一家六口來到香港傳教，短短兩年，三人長眠於此。面對冰冷的資料，研究通常着重客觀，教徒的身份令他多了幾分代入感，邢福增會幻想波乃耶離開香港前，向妻子及兩名兒子道別的畫面，「睇資料嘅時候好感觸，我哋一般諗傳教士係好偉大，為上帝工作，其實你都會見到佢哋人性嘅一面，你可以想像我企喺呢個地方，當年嗰個傳教士都企過」。
墳場由活人建構，雖用作埋葬逝者，卻能從中窺探生者當時的價值觀及處境，「如果你可以將唔同人的故事串連聯想，即使有名或者寂寂無聞，你會見到另外一個香港歷史嘅縮影或者寫照。」
芸芸故事之中，邢福增對傳教士活士 (Eric Authur Woods）的生平最為深刻。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的活士，憑其醫療專業獲羅德學者榮譽，1921年6月抵港後19天便因病離世，壯志未酬的經歷令邢福增不禁自問：值得嗎？
邢福增研究中國基督教及當代中國政教關係多年，曾親赴溫州作田野考察，當地教徒為阻強拆，甚至會將十架綁在身上。關於值不值得，關於所謂的無用之功，邢福增自言仍在尋覓答案的旅途中，但他相信堅持會有結果，就如將冷冰冰嘅墓碑化作下代的集體記憶，「你一定會面對好多外在困難挑戰，可能每一刻都發現原來自己無能為力，可能外在嘅限制根本改變唔到，例如活士做醫生都醫唔好自己就要死喺香港，我估即使面對啲咩外在或者內在嘅限制，其實對我而言，都係要盡力，係能力範圍內做到幾多就幾多。」
臨屆退休之齡，生命時鐘在倒數，有一天終究會成為眼前景物的一員，留待後人接力訴說自身的故事。他笑道，年紀大了，從前想寫轟烈的墓誌銘，現在會這樣寫：「這是一個軟弱嘅生命，因為信望愛而活。」他側頭細想，又笑說現時骨灰龕難求，更別說土葬，不如塵歸塵土歸土，就此灑到大自然之中，毋須墓誌銘，「點樣活落去，你嘅生命已經係一個故事。」
沙嶺公墓是無人認領遺體最後的容身之所，一眾無主亡魂只憑年份和編號區分，當中有多少冤情，無從得知。當天8月盛夏，太子車廂內亂棍狂揮，面對「適當武力」的說辭、零碎的閉路電視片段，區議員林兆彬手執鮮花，反問真相誰說了算？每月的首天，林兆彬都會到沙嶺公墓獻花，重點不再是有沒有「打死人」，而是不能忘卻暴行。
自去年11月起警方禁止區議員在太子站代收鮮花，林兆彬就開始在其議員辦事處收集鮮花，代為送到沙嶺公墓，「自己初時都接受唔到，竟然連揸住紙皮箱喺太子站收花嘅自由都無。」
林兆彬常寫影評，記者問他能否用一部電影形容現時社會環境，原本打算讓他在拜祭結束後才回答，誰料他早有答案——《V煞》。電影講述英國受法西斯政黨的極權政府統治，主角V被迫害同時奮力對抗。面對警方多次強調當日太子站沒有人失蹤或死亡，林兆彬說「我都無證據」，但強調一日未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亦不可妄下定論，且死人與否，亦不能推翻警方當天無差別攻擊，「獻花是在極權下的一種控訴。」
他收到的鮮花已從高峯期的一次40多箱，銳減至現時一次僅六箱，估計與收花地點轉變及政治環境影響有關。有街坊單是手執鮮花在太子出現亦會被搜身，「我諗好多香港人未忘8.31同埋7.21，只係未必再出嚟，因為真係有風險。」
大學生K（化名）今年三月方開始為林兆彬擔任義工，協助每月一次的獻花拜祭。半途出家，她自言曾浮游於無力感之中，面對議員陸續被捕，擔心林兆彬或成下一個目標，「總要有人知點收花，點去沙嶺」，遂慢慢學習在其他崗位繼續努力。
K的擔心可能成真，林兆彬也說，多次收到消息國安署會密切監察其沙嶺獻花行為，暫未見行動，相信「目前都係儲料先」，對未來可否繼續獻花感悲觀，但他說：「只要仲有人獻花，（辦事處）都會持續收花。」
訪問期間，林兆彬的電話響個不停，沙嶺公墓位處文錦渡邊境，石碑隨年份新舊排列，越新的石碑最為偏僻，自發到場的公眾迷路時，都會致電給他。他笑言自己亦是邊做邊學，對祭祀儀式全無概念的他亦獲街坊「教路」，可將糖果作供品之一，「心入面都有個問號，係唔係得㗎？會唔會惹蟻？」為免浪費街坊一番心血他亦乖乖照做，原本只是獻花，其後有不同街坊每月捐出金銀衣紙及其他供品，甚至自摺元寶，雖說鮮花數目減少，但供品類別則越來越多。
疫潮下，赤柱軍人墳場遊人如鯽的光景不再。然而，即使只有零星人士造訪，Morris和林哥仍然不敢怠慢，在悶熱春日下如常修剪雜草。二人是英聯邦戰爭公墓管理委員會的員工，負責協助管理所屬的四個墳場，定期清潔香港各公營墳場的英聯邦軍人墓碑。
例行公事亦有其學問，要先用剪草機清理大面積草地，小心掌握力度，以免連人帶車跌落斜坡。然後又要用打草機鏟走道路角落邊緣位置的雜草，一不小心刮到石頭，便會反彈損害墓碑，甚至彈穿安全眼鏡，危及性命。最後，再用吹風機清理碎葉。
英聯邦軍人的碑石劃一採用波特蘭石，從歐洲運送到港，大小一致，設計擺位亦盡量面向太陽，以防藻類、青苔因潮濕而生長，破壞碑頭。Morris表示，簡單如植物的高度，也有嚴格要求：「矮嗰隻希望種喺墓碑前面，就唔會遮擋墓碑上面嘅碑文；而高身嗰隻就會放喺兩個墓碑中間，但高度都唔可以超過兩個墓碑中間嘅水平線。」
挑選花種亦是一大難題：「第一要耐旱，第二要對病蟲有一定嘅抵抗能力，咁樣就可以節省多啲灌溉用水，同埋減少使用農藥，一來我哋工作少啲，二來對個環境都好啲，三來就節省營運成本。」場內的一樹一木，獨見匠心，當中最令Morris自豪的是墳場自行培植的單瓣非洲菊，花莖比一般重瓣非洲菊長一倍以上。
鳥語花香之下，是一個個戰爭亡魂。看着後人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哭悼先人，Morris難免感傷，自覺責任重大，「對佢哋嘅家人來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感情基礎，等佢哋覺得家人雖然陣亡，但最少佢哋嘅墳墓係得到良好嘅打理。」
Morris的同事、最資深的「大哥大」林哥較為寡言，對於戰爭及死亡亦來得淡然，小時候居於石澳村，颱風溫黛過後，目睹許多屍骨衝上岸邊，在墳場工作二十多年，林哥對戰爭及死亡看法始終如一：「打仗一定係好殘忍，無得慨嘆，唔係你死就我亡。但佢哋為香港出咁多力，咁我哋整好啲個環境，等多啲人嚟欣賞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