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本案另一重心是辯方對《公安條例》控罪和警方執法拘控提出雙重違憲挑戰，開審前被視為可能對集會自由有深遠影響。不過法官採納控方理據，駁回挑戰，認為終審法院16年前已作具約束力判決，全面裁定遊行集會須通知警方的制度合憲，不能再挑戰未經批准集結罪違憲。
辯方主張，和平行使集會權利不應受刑事制裁，要求市民遊行前獲得警方批准並無合理目的，罪行罰則過重。在執法層面，案發當天警方依靠民陣疏散集會群眾，沒有制止，一切順利，八個月後卻秋後算賬檢控被告並不合理。
判詞分析時先說明集會權利不是絕對，可依法受限制，市民須尊重法律。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2017年在公民廣場案中評論近年香港瀰漫違法達義的「歪風」；法官引用「歪風」之說，指其延續至2019年並且加劇，香港經歷連月動盪、暴力和破壞。
法官不同意辯方說，遊行前通知警方只是為了讓警方部署協助，法官指目的還包括維護公共安全。判詞直言，不能說活動最終沒有暴力，因此拘控未經批准遊行人士就是侵犯權利，此說令法律變成毫無意義、毫無威力。
至於控罪最高判監五年，法官認為不是過重，最高刑罰是留給最惡劣案件，法庭可靈活判刑，通常只判罰款，已平衡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法官又指參考過去廿年遊行集會數字，即使2019年仍有884個合法遊行或集會，不同意辯方形容罰則有寒蟬效應。
更根本而言，法官認同控方立場，終審法院在2005年的梁國雄案已裁定遊行集會須通知警方的制度全盤合憲，辯方不能再提違憲挑戰。
律政司早前曾為本案委聘英國御用大狀，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認為本案爭議比梁國雄案更廣泛，有重大影響，批准委聘。辯方援引潘官說法，惟法官指出，潘官當時獲告知有多項法律爭議，最終審訊時辯方只提出了一項，故不能依賴潘官觀點。
至於執法層面的挑戰，法官審訊時曾坦言不理解挑戰基礎。判詞指案例所說的違憲執法，只限於活動當天警方限制集會自由的舉動，但本案警方沒有即時執法，沒有行為可遭挑戰。法官續指，違憲執法不涵蓋事後拘捕，事後拘捕不構成限制基本權利，毋須滿足合乎比例的要求。
檢控決定方面，法官指《基本法》規定律政司檢控決定不受干涉，法庭只會在極少數情況，當律政司行事超越憲制權限，例如不誠實或聽從政治指示，才在司法覆核訴訟中出手干涉。在刑事審訊，除非涉及濫用程序，否則法庭不會考慮檢控決定是否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