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一下子拉緊繩索，港人從制度上改變社會的機會幾乎被完全封殺。港人應趴着入門縫繼續「寸土必爭」？還是集體杯葛選舉遊戲，否定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如斯窘境，我們從未經歷過，或者他國人民的經驗，總能帶來一點啟示。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雅門（Larry Diamond）是著名民主學者，專注於研究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他亦關注香港抗爭，曾與多名學者聯署呼籲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多年來關注東南亞國家人權狀況，任職記者期間，曾親身到緬甸、東帝汶等國見證當地人民的抗爭和民主發展。
記者訪問了二人，由其他國家的掙扎出發，看港人應如何走下去。戴雅門認為無論空間多狹窄，都應盡力爭取；羅傑斯則覺得杯葛選舉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D：戴雅門 Ｒ：羅傑斯
Q1：其他國家的人民曾否經歷過類似的政治窘境？在政權的重重篩選和選舉操縱下，當地反對派如何應對？
D：俄羅斯的反對派一直面對類似的困難，普京甚至會拘捕和殺害他的對手。但在地區層面，反對派仍能獲得一些勝仗，而且選舉可以演化成抗議政權的支點。在伊朗，雖有憲法監護委員會篩選總統候選人，但當溫和反對派候選人在2009年的勝仗被竊（多方報道指選舉涉及舞弊），就引發了幾乎推倒政權的大型示威運動（綠色革命）。在委內瑞拉，如香港一樣，當反對派勝選，野蠻的威權政府就不斷更改遊戲規則。
在這樣的形勢下，很多時問題並非出於篩選候選人，而是選舉缺乏中立、獨立的管理。如果點票繼續獨立而且公平，同時一些溫和的反對派仍被允許參選，經驗告訴我，丁點的代表性和競爭總比完全沒有好。
Ｒ：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NLD，昂山素姬創辦的政黨）杯葛了2010年的選舉，因為選舉很明顯被操控，而且昂山素姬當時仍被軟禁兼被排除於選舉之內。但到2015年，經過軍人政府與昂山素姬長年談判後，他們終於和解，NLD參選並贏得壓倒性大多數。不過根據2008年軍方草議的憲法，軍方仍保有25%議席並控制三個重要的政府部門。但和解到今年2月1日終於破裂，軍方再次上演另一場政變。
Q2：香港人應否杯葛選舉以抗議不公平的政治制度，並專注於制度外的抗爭？抑或應盡力爭取權力，保留影響力和來自議席的資源？
D：中共現加諸香港身上的制度是明顯違背民主原則。北京的目標是全面管治：逐步抹走殘留的香港自治，並將她變成另一個受到中共完全控制的中國城市。香港民主派正面對一個悲慘的窘境：如果完全杯葛選舉，他們就會將立法會拱手相讓給北京的扯線公仔；但如果他們參選，就會合理化這個怪誕又不公平的規則和干預。
我普遍會建議世界各地的民主派，如遇上類似的情況，應盡用所有空間、所有剩餘的工具（即使如何被壓柞），嘗試挑戰和抵抗威權統治。但我覺得我並無身位去告訴香港民主派該如何應對選舉。我只能說，面對這種不斷惡化的威權統治，任何的選舉手段，都必須配合一些聰明、具適應性、又靈活而且非暴力的公民抵抗策略。
Ｒ：在泛民總辭、47人被國安法拘捕和現在人大改變選舉制度前，我都認為香港人應用盡每一個機會，保持政治體制內的影響力。但在艱難的現實中，香港人根本完全被剝奪政治權利，民主派候選人能在體制內帶來任何影響的機會亦已消失。在新規則下，只有被認定對中國主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忠誠者，才能有機會當選。所以我認為相信民主價值的港人應杯葛選舉，除非現時有明顯的人選，作為民主派，又出乎意料地能入閘站穩。
香港現時的選項非常有限。在國安法之下，示威變得非常危險，而且幾乎不同形式的異議方法都被壓制。媒體已經成剩餘的有限空間，但新聞自由亦正加速地被削弱，連帶流亡者的聲音亦然。緬甸多年來的抗爭，結合能自由發聲的流亡者行動，和一些默默地、勇敢地在國內有限空間中，做能力所及的事的社運人士和公民組織。經過近十年的開放，緬甸可悲地似乎要重返過去。我怕香港正面臨類似的境況。
Q3：民主倒退以外，來自中共的政治檢控和迫害亦隨國安法的實施越趨嚴重。在這樣的形勢下，相信民主價值的港人仍能否保持一絲希望？抑或香港人應盡一切方法離開？
D：你提出了最令人痛苦和心碎的問題，於我而言非常難答。大腦告訴我形勢只會一步步不斷變壞，北京已有全面控制香港的計劃，它有能力和決心去實行；港人擁有的公民自由，直至最近，雖然距離真正自由仍很遠，但無可否定地非常珍貴，不應未掙扎過就投降。但我又算甚麼？怎能安坐在加州的家，去叫香港人「stay and fight」？
不過我的腦袋和心都同意：全球的民主國家，無論英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等，都應向非與政權同謀、想離開的香港人提供庇護，無論是五千人、五萬人、抑或五百萬人。決定權在港人手上。任何想離開後在遠方進行民主抗爭的人，都應獲全球民主派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這並非僅僅是香港人的抗爭。於世界的自由而言，香港是煤礦裏的金絲雀（canary in the coal mine，意指警號）。
Ｒ：不應由我來建議香港人怎辦—根據各自獨特的情況和目光，他們自會決定。但現實是，幾乎所有著名的民主派領袖，都已入獄、或面臨審判、或已流亡。任何人如果想繼續為自由和人權發聲，似乎只剩兩個選擇：冒着坐牢的風險留低，或離開。第三個選擇就是停止政治活動，保持沉默。當然在香港可能還有其他具創意的方式去表達異議，但仍會伴隨着一定的風險。
除了港人的勇氣和某些傳媒作為自由的最後堡壘，這裏幾乎透不出一絲希望。但並不代表我們要失去所有希望。在短、中期的確很難預視一個正面的未來。但堅守在港和流亡中的港人憑着堅定、耐性、創造力和勇氣，加上國際的支持，我們不應放棄抗爭。
結合堅持、創意、勇氣以及無法預料的形勢改變，其他國家的運動亦曾因此出現意料之外的突破。無人能預言到南非的種族隔離會完結、蘇聯會解體、東帝汶會獨立，甚或緬甸會在過去十年出現半民主狀態。歷史告訴我們兩件事：獨裁者並非永恒；自由和民主很脆弱，在世界各地都要好好保護和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