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提及北京不要「忠誠的廢物」一說，引起香港社會極大迴響。香港主流民意縱然在政制議題的研判上與田飛龍有明顯出入，但對他「忠誠的廢物」這一評語卻是相當認同。與面對外國批評時馬上高調反擊不同，這次建制派政客乃至港府官員對田飛龍的「忠誠廢物論」大多顯得十分冷淡，只是想低調地讓討論盡快過去。諷刺的是，這種一反「戰狼常態」的冷處理手法恰恰令人更覺「忠誠的廢物」一語之準確，在對北京「忠誠」的大前提之下，建制派連一個不是官員的喉舌學者的指控也不太敢反駁，生怕會得罪任何來自北京、跟黨國關係密切的人；「忠誠」至上，骨氣全無，連個人榮辱也可以放下，這不是廢物還是甚麼？
當然，凡事總有例外，或許是「官到無求膽自大」，已過了「博上位階段」、處於等退休狀態的民建聯葉國謙便成了少數直接開腔反駁「忠誠廢物論」的建制派人士。他在昨日《星島日報》的專訪中稱對這番言論「很反感」，說「用上這些字眼……甚麼『忠誠的廢物』，這是很無禮貌、侮辱性的說話」，甚至反咬一口指田「用上這樣的論述，可能別人也會覺得你是『廢柴學者』」。葉國謙認為被田暗諷為廢物是一種侮辱，可是香港的大眾偏偏認同這個他們也會認同是「廢柴學者」的侮辱，或許葉國謙等建制派是時候好好反思一下，為何香港的建制陣營會走到今天這般的自取其辱？
暫且放下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只看建制派最着重的經濟民生，回望過去23年的香港，大權在握的建制派無疑交出了一張不及格的成績單。香港走到今天這步，除了中共因素外，整個建制的貪婪無能也是主因之一。要記得回歸早年，大部份港人仍是慣於被殖民統治、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對政府的要求多是經濟民生取向，政治訴求其實並不那麼強烈；即使是2003年的50萬人上街反23條立法，當中也夾雜了很多後沙士、後金融風暴的經濟因素在其中。可以說，港人對港府最初的積怨是經濟民生原因為主，要是當時能妥善解決問題，民怨便會消散，也未必會大規模轉化成政治訴求。
可是，大權在握的建制派當時在做甚麼？面對回歸早年的經濟不景，整個建制的無能令不少市民吃盡苦頭。及後香港隨着內地經濟起飛及開放自由行出現復蘇，經濟暢旺卻出現分配不均的問題，樓價、租金大幅上升，富裕階層累積大量財富，受薪階級卻未見受惠，「地產霸權」成為一時流行語。建制面對此情形，不但未有從政策入手進行改革，甚至一方面「代表港人」向中央索要更多「惠港政策」，美其名為「整大個餅」，另一方面卻運用自己在港的壟斷權力將這些利益的大部留在圈內分派，形成了北京派糖卻惠不及港人的怪象。及後越來越多港人逐漸意識到建制對權力的壟斷是造成困局的主因，於是將經濟訴求大規模轉化成爭取普選的政治訴求；加之2012後習近平和梁振英雙雙上台，中港均吹起毛左意識形態復辟風，政治矛盾日烈，香港終於走上了佔中、反修例到今天的破局之路。
建制近年期望以「新加坡模式」的經濟繁榮來壓低港人的政治訴求，問題是港人早已過了那一階段。若是放在1997至2008的回歸首十年「蜜月期」，政府敢開罪既得利益來實現經濟、民生上的改革，此招對當時仍未覺醒的香港多數或許能奏效。問題是整個建制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他們的貪婪無能使任何有利民生的改變寸步難行，到了今天港人已認識到問題癥結，再講甚麼「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有用。
對北京來說，回歸初年放權讓「政治可靠」的建制治港，自然是希望既能維護中央影響力，又可保持港人治港的包裝。但建制的貪婪無能令香港的經濟矛盾急速上升至不可收拾且針對中共的政治矛盾，試問北京還有甚麼理由要放權給建制？港人的民主訴求，中共目下不可能答應，但若要暫且穩住香港局勢，將政治問題當經濟問題治，拿建制既得利益開刀卻可以一試。退一步說，即使不是為了惠及港人，仍要維持香港的剝削式經濟的話，也該將利益大部轉給黨國，畢竟本港建制已無價值，再忠誠的廢物，養來可以幹甚麼？香港建制便是這樣在貪婪無能中消耗掉自己的利用價值，自取其辱下終被取代。
林海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