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決定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要確保「愛國者治港」。何謂「愛國者」，中共現時的標準已經超越了一國兩制締造者鄧小平的初心「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說：「我們講愛國，並不是說愛一個文化的、歷史的中國，而是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者必須尊重共產黨」。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進一步解釋，由於鄧小平時期沒有太多的「負面清單」，所以現在必須強調「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那些挑戰國家根本制度者不能算作愛國者」。
張曉明提出的「負面清單」，讓人啼笑皆非。「負面清單」（Negative List）是從國際投資領域引伸過來的法律術語，遵循「法無禁止皆可為」原則，負面清單必須公開列明哪些行為是被禁止的，或有限制的，從而建立起一個「不愛國」行為清晰可辨的黑名單，讓所有治港者有章可循。但這種法律層面的負面清單不可能出現。在香港「頭號愛國者」董建華先生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的一個交流會上，資深大律師、前監警會主席翟紹唐就質疑是否可用「考試」或「問卷」結果來定義「愛國者」。若問卷可行，且需翻舊賬，恐怕30多年前有關六四事件的問卷結果，就會證明強烈譴責過北京當局鎮壓學生，而如今是國家領導人、前特首梁振英和人大常委譚耀宗都不合愛國者資格。
愛國是一種有價值取向的感情偏好，並非中立的法律可以界定。人是社會群體動物，從家庭到族群乃至國家，這種「群性」的生成和發展，既有空間地域的親和性，又有時間維度的文化積澱。在「自發秩序」中形成對「群」的依戀和愛的情感，是天經地義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愛是常態，不愛是例外。但在當下的香港語境中，按中央的定義，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屬於不愛國行為，那麼數百萬港人上街遊行，如此之多的「不愛國者」，不是因為「愛」成了例外，而是因為「國」已屬例外。
張曉明副主任認為，香港當前主要是政治問題，涉及奪權與反奪權的較量，而非選舉制度要更加民主的問題。其實，依據憲法「總綱」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為何要從自己手裏奪權？一國之內，「主權在民」是世界通例，但在中國成了例外，是「主權在黨」，作為執政者的中共，並沒有完成民主普選的授權過程。習近平總書記主政後，更加結束了中共以往集體領導的「民主小圈子」，回歸於「主權在君」。
中共辯稱：黨的領導地位是憲法賦予的，但實際上憲法是黨領導制訂的，靠這種循環證成（Circular Justification），完成了中共的自我賦權。中共宣稱：不愛國（實際上是愛國不愛黨）的港人可以在港正常工作和生活，但不能進入治港者隊伍。這將形成一個「愛國者」的「三文治困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必須愛黨」的治港者如何去管治數百萬「不愛黨」的港人？一方面，治港者被來自大陸輿論指摘為「忠誠的廢物」（田飛龍）和無能治港的「假愛國者」（鄭永年），另一方面，港府及其主要官員的民望插水式下降。
人大決定設立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來篩選誰人可以入閘，沒有公開、公正的「負面清單」，有關愛國者的是或非，就只能如同大陸電視劇《劉羅鍋》片尾曲唱的那樣「說是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如此長官意志下產生的「愛國者」治港，談何認受性？
沈舟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