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啟蒙很遲，大概要到二十三、四歲，到我在美國唸博士學位那個時候，但那跟博士研究無關。一天，我閒閒向導師教授提起，不知如何，我努力奮鬥的都是lost causes。導師說，lost causes are the only causes worth fighting for，只有沒希望的目標才值得爭取。後來，有人問我，你對香港前途樂觀還是悲觀？我的答案是樂觀、悲觀都不重要，香港是我的責任。最近看到「好青年荼毒室」的一篇充滿哲學意味的文章，探討政治運動需不需希望。「從政者要令人們感到希望」，好像已是老生常談了，但好青年荼毒室文持不同意見，大致上說，如果都靠希望才能奮鬥下去，那麼一個政治運動就很容易成為施壓的對象，對方目的是以壓力磨滅你的希望，那麼運動就完蛋了。文章建議，有另一個思想，就是將運動的力量建基於「義」之上。爭取公義，行正義之上，追求社會公義，做應做之事，因為這是義所當為，那麼運動的力量就不會因外在因素而消滅了。我很喜歡這篇文章，跟我自己的宗旨十分契合。其實我很喜歡好青年荼毒室。
義所當為，用現代話講，就是責任心。以承擔責任而盡心履行，無疑令人無懼風雨、不計寒暑地生活，但純為責任的問題，就是人生會很苦，不會像為希望而奮鬥，藉奮鬥創造希望那麼激昂，所以有如天天服毒藥，需要有解藥。
解藥是朋友。朋友就是朋友，不需要理念相同，甚或屬同一戰綫，只要互相投契，可以愉快相處，一起做彼此認為開心的事。有些人很注重「分享」，比如與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經歷，我覺得這並不重要，很多事是不用說的，而且說了就有可能變質，沒有必要倒不如不說。在最失意的時候，最好跟有空的朋友喝杯茶，或看一齣電影，或行山或散步，不用「分享」你苦惱的因由，已經可以得到安慰——但如果沒得到呢？那也不要緊，反正你已享受了一杯茶，或者一齣電影或者一次散步。我覺得分享（無論分享什麼，除了食物）is an over-rated activity——被人高估了的活動。到最後，只有自己才能為自己解決問題，但有朋友可以愉快或安詳地在一起，你為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忽然會倍增。
回到我的老導師，他的話驟聽很沒道理。為目標而奮鬥，不是希望成功嗎？無法成功得到的目標不是正好要放棄，免得沮喪和絕望嗎？其實想想就知道智慧何在。我彷彿聽到他說（雖然實際上他沒說）：有希望的目標必定已有很多人鬥志高昂地爭取了，不少我這一個，那些已無人承擔的，必然是最難得的，古往今來，例子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