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就是自下而上的選舉，人民知道誰能夠代表自己；如果只有熱愛黨國的人才能參與選舉和被選舉，黨國領導人的政治意志就會凌駕於民主之上，民主就異變為黨主或君主。香港選舉制被修改，意味着一國一制成為現實。這不僅阻斷了香港民主化進程，也使中國民主化轉型遙遙無期。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此前已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批評。歐美國家普遍認為，中共這次對香港選舉制度的改變違背了一國兩制，不僅予以譴責，還將有進一步的聯合行動針對中共的倒行逆施。那麼，中共為甚麼急於對香港選舉「修制」呢？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在人大開幕式上提出：自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來，有反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勢力，公然鼓吹港獨等主張，企圖通過選舉奪取管治權，危害國家安全；爾後，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廖長江向路透社表示，北京擬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改革，防止「多數人獨裁」。
王晨顯然不懂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質就是和平「奪取」權力，避免以暴易暴的治亂循環；而廖長江的表態更欠政治常識，香港作為城邦性質的選舉，相當於美國的州選舉，一人一票直選是常態，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主要用意是各州的政治權利平衡，制衡多數人選票影響州際權利平衡，如果中國將來搞聯邦制，是可以借鑑這一制度，但地方政府如果層層搞代議制，就是叠床架屋，徒增政治成本了。
從中共人大發言人與港區人大代表的觀點可以看出，對政治常識的無知或故意曲解，將正常的議會政治博弈當成顛覆國家的行為，所以才導致中共最高當局作出如此惡劣的決策，通過限制香港人民應有的選舉自由權，來達到絕對控制香港的政治目的，破壞了香港自治與雙普選進程，一國兩制也因此名存實亡。
中共當局目前提出的改革計劃包括擴大香港選舉委員會，人數從1,200人增至1,500人，同時將立法會席位從70席增至90席。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增加「愛國者」份額，以保證香港的立法與選舉符合黨國意志，所謂香港「多數人獨裁」完全是虛妄的指摘，而中共用黨和國家機器的暴力，完全剝奪了香港多數人的政治權益，則是不爭的事實。
這次對香港選舉的「修制」，中共當局強調的是「愛國者治港」，並認為這是「國際慣例」，其實世界上沒有哪個民主國家議員選舉時，被要求是「愛國者」，因為愛國既是一個無法界定的情感心理，也是一個偽問題。選民只要選舉一個自己認定的代議者，民主選舉程序就完成了，如果叛國、違法，會有相應的法律程序進行彈劾與追究，唯一不可能實現的是事先政治審定與進行愛國鑑別。
那麼，中共語境裏愛國的本質是甚麼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月22日在北京一個研討會上一再強調要由「愛國者治港」，重新定義「愛國者」，實質上就是要愛黨。又有法新社報道說，北京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表示，「我們講愛國，並不是說愛一個文化的、歷史的中國，而是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者必須尊重中國共產黨」，「我們將考察候選人是否符合這些標準」。
由於黨國一體，所以愛國者在中國的語境中，就是愛黨人士。黨領導全國人大制訂了憲法，現在黨的意志又要凌駕於香港全體人民之上，主導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只有所謂的愛黨國的人才能進入選舉委員會，當黨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發生衝突，誰來維護香港人民的權益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確立了黨領導人民立法，黨凌駕於憲法之上，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威權體制，又必然導致黨內核心人物的個人意志，將決定國家政治意志，而這正是造成中國重大社會災難之源。
「修制」的結果，使香港原來尚有一定公平性的議會博弈政治，變成了自上而下的黨治社會，也使香港雙普選成為鐵定的不可能，不僅使香港的民主倒退，也使香港有限的自由與司法獨立受到重創。中國的全國人大因為完全黨化，成為中共的橡皮圖章，現在香港選舉制度已通過修改，香港實際上就變成了中共治下的一個城市。
一國兩制治下的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帶有聯邦國家性質，如果雙普選實施，將對中國政治轉型意義重大，但中共在應對香港問題上沒有應有的自信，卻展示了強大的家長制威權，中共對香港有「三怕」：害怕香港獨立、害怕香港成為敵對勢力影響大陸的平台、害怕香港被民主派奪權。只要中共分析聯邦制的美國，就知道這些害怕完全是杞人憂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像美國聯邦政府那樣，平等地與地方自治政府進行有效的博弈。
中共當局忌憚於香港獨立，為甚麼美國當局卻無視加州獨立運動，以及更有傳統的德州獨立？一些德州人不滿美國政府體制，通過制憲來謀求獨立，我們沒有看到聯邦政府對其嚴令禁止，也不可能通過修改地方法規，使獨立運動成為非法。民主制度的自信在於，相信多數人的理性與價值認同，少數獨立運動分子不可能左右多數人的國家觀念。
現任美國總統是民主黨身份，許多州卻由共和黨控制，拜登政府的邊境政策寬鬆，但共和黨治下的德州卻興師動眾地強化邊境安全，白宮怎麼辦？白宮只能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如果德州出現侵犯人權或違憲的事態白宮可依法干預，而行政干預不了的就只能對地方政府聽之任之。
聯邦政府無法替州政府作出選舉法規的修改，必須效忠聯邦或愛國者，才能當州領導人或議員。特朗普認為建牆是愛國，拜登政府認為寬待非法移民符合美國利益，如果特朗普當政時規定不愛國者不能競選總統，那麼拜登很可能不符合特朗普的愛國條件。有獨立的司法與兩黨制，特朗普不可能對異己或競選對手進行愛國審定。但中共一黨專政，黨控制全國立法與執法、行政，就完全可以做到自上而下的政治審查，並通過修改選舉法的「合法」形式，使非法的方式合法化。
香港不僅曾經是中共改革時代招商引資平台，也是大陸接受歐風美雨熏染的重要視窗，這一切都依賴於英國管治香港留下的政治制度，一國兩制也基本延續了香港獨特的政治與經濟優勢。
當年習仲勛與鄧小平一代人，通過深圳特區的實驗，開啟了中國大陸經濟上的相對自由時代，而今又是一個歷史的節點，一次歷史機遇期，如果中共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一步步兌現對香港雙普選的承諾，大陸的政治領域的自由民主化進程就會開啟。歷史的車輪不進則退，但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人終結了政治民主化進程。
香港的繁榮是自由與獨立的法治帶來的，當香港民主無法進步，自由與法治步步淪陷，香港的繁榮不再，香港與大陸甚至國際社會都因此遭受損失，中共國安法的頒佈、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正在製造雙敗多輸的結局。
吳祚來
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