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四十七子因參與35+初選,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各被告申請保釋,三月四日最後一天聆訊申請後,晚上八時、九時的西九龍法院,像人間地獄。走在大樓之間的地下空地,我聽到少數家屬的哀泣悲鳴聲,沒有遏止。
當記錄的人不能公開記錄法庭上被告陳述的原因之時,庭外的悲泣聲,也像變成沒有內容的呼號。一個在傳媒鏡頭鎂光燈下慟哭的被告親屬,後方閃過另一張斑駁的臉孔,正眨下兩顆豆大的淚珠,孤伶伶一人站着,未被發現。
法官原批准十五人保釋,檢控官立刻申請覆核,那晚,最終四十七人全部繼續扣押。旁觀他人痛苦的,心像被重重的轟了一下,負傷在旁,而且相信香港沒有關心自由的人不感受傷。
在還未證明有罪以前,四十七被告為要求保釋申述原因。每一個被告,在僅有機會下,為了自己暫時的自由努力陳述。當權力所用的程序令人不解之時,在這樣的權力面前申述,又怎會是為了激勵人心?辯方律師要求總裁判官考慮放寬《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2)條的限制,並提出,律政司是有憲制責任,在國家安全大原則而不影響新聞自由下,加強宣傳國家安全和守法意識。
在控方仍需要時間搜證之時,被扣押的被告人,要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請保釋陳述,如果能公開,某程度上也可以讓公眾審視法庭上國安法案件的保釋考慮。四十七人的故事,不是天方夜譚,不是想用新聞故事去感動社會。其實,被告人所講的人生經歷、人格、私隱,組成香港人半世紀的奮鬥片段,但今天,悲哀地,要成為法庭上申請保釋的理由。
無論如何,當法官讀出獲批保釋的十五個被告編號時,作為旁聽者,的確是有一點寬慰,但同時卻也很想立刻檢視誰誰誰沒有落入這批數字之中。至心裏還未懂得難過之時,已聽到控方提出就保釋批准作覆核,最終,當晚沒有一個人能暫獲自由。
走出press room,我明白香港的確已陷入國安法下的極大焦慮之中。一個制度,已經壓在另一個制度之上。可是,我們依然要走入這個操作,而且極度渴望總有些人能夠成功保釋出來。這一個陌生的處境,不僅是對陷入危難感到憂慮,而且,在極大困惑之時,我們甚至不知怎樣去公開討論相關的內容。不懂說話,像是不能生活,不能走下去一樣。
不熟悉古籍,但老朋友傳來《史記》卷四一頁,說是二千年前的漢代,寫當時數百年前周朝末年的歷史。大約就是說,皇帝暴虐,人民講皇帝壞話,皇帝大怒,監察誹謗者,自此,再沒有人敢說皇帝不是。「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但召公對王帝諫言:「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召公所說的道理,不僅是要讓人民說話,天子聽政。以今天的眼光,最吸引的,是他懂人性,「夫民慮之於心而宜之於口」,講出憂慮,講出問題,反而能夠解決,否則,周厲王的下場,史書已載。
講心中的說話,講想講的說話,是香港人最寶貴的特色。多少困難都能走過,但國安法恐怕已經令很多心死的香港人更死心。一直堅持發聲的劉慧卿,縱使今天依然敢言,但也自覺要承擔風險了。在這樣環境下,你以為人會作何選擇呢?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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