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放棄生育者眾。近年本港新生嬰兒數目持續下降，不少適婚年齡人士以「最後一代香港人」自居。去年結婚、懷孕的Sylvia及三年抱兩的Erica均明白，下一代勢難避免國安教育，社會環境不再安全，為何還敢生兒育女？Sylvia說，免於恐懼侵蝕已是最大抗衡，「亂世下應更堅持正常過活」。記者：羅惠儀
分別從事文化界及電影業的Sylvia和丈夫阿暉，拍拖兩年多，去年4月結婚，新婚燕爾即告懷孕，預產期是今年4月底，今胎是女。兩人早計劃生育，卻未料小生命來得這麼快，「其他人計劃（生育）會量體溫，又會食咩（想）生男生女，『谷』個B出嚟，我們又冇，順其自然」。
每當說起快當爸爸，阿暉難掩興奮之情，不曾想到阿暉原來一度對在港生育卻步：「不談政治，就算教育、生活水平都一樣辛苦，居住環境又細。我喺外國讀書，見到小朋友住嘅地方大，可以養狗……喺香港如果唔係中產，居住環境較好，一般人可以活動空間好細，追求自己想做嘅（空間）一樣細。」Sylvia認為本港教育制度太注重競爭，加上政治環境轉變，已不適合年輕人生活：「你會預見一個小朋友，當他長大成人會經歷點樣嘅社會？你見到政府係對年輕人有幾殘酷，威權主義有幾強時，年輕人喺呢個社會生存好困難。」
環境如此艱難，兩人仍敢生育，看似矛盾。但Sylvia認為寶寶既然選擇了他們做父母，「亂世下你應該更堅持正常地過活！社會環境咁樣，你好容易俾內心嘅恐懼侵蝕，社會想你被恐懼所控制——你如常生活，如常做想做嘅事，都已經係一種最大嘅抗衡」。阿暉認同：「咁樣係令你可以carry on，喺艱苦嘅時間生存！」
阿暉在港成長，為這遍土地付出努力和心血，沒想過離開，即使有子女也不會考慮移民，只會考慮送孩子往外國留學，「全球經濟好差，搵工都艱難，我喺外國做收銀、侍應，點解唔安安靜靜喺香港，最多噤聲……反正你去邊個地方都係生活」。陸續有朋友數月內倉促決定移民，他決定見步行步。
談到亂世下的育兒方針，兩人都不想女兒過早學習生存技巧。Sylvia 說：「我會想佢（女兒）可以勇敢表達自己……太早教佢生存技巧先係洗腦。」阿暉害怕女兒從小已學習過濾、自我審查甚麼不可以做，「點解佢（女兒）唔可以忠於自己，要censor自己講嘢？小學階段都冇太多敏感嘅政治立場，我唔想佢覺得邊啲說話唔可以講、同同學要講咩。將來長大佢自然會摸索得到，唔需要我特別教。太多法則，嗰個人會好死板、好悶，再冇視野」。
阿暉對女兒的期許，是像黑澤明《我對青春無悔》女主角幸枝般做自己：「女主角經歷咗好多苦難，但係堅持自己所做嘅事正確，最後投入農村運動，係女性主義者……我唔係要個女做革命分子，而係佢能夠回應內心嘅呼喚，從中建立自己嘅信念，活出自我想要嘅人生。」兩人覺得極權下成長的孩子仍可有個人發展，「當佢（女兒）體會更多他人苦難，會成為更完整嘅人」。
亂世準父母正邁向人生另一新歷程，問Sylvia當下最難忘感受，她跟阿暉相視而笑：「係愛呀！第一次產檢時，胎兒唔喺爸爸身上，佢會好冷靜；我第一次見到BB嘅心跳，嗰種喜悅冇喺其他地方得到過，嗰種快樂我唔知道點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