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舉行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香港人最關心的當然是涉及本地的事情。從北京傳來的各種訊息可見，「兩制不全」已到了「兩制不存」的時候。北京輸打贏要，加速「兩制」不復存在。自從中共明確「要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之後，各種政策和措施層出不窮，控制立法會、港府運作和人事（包括公務員系統的常任秘書長）、教育、司法等，不單加速進行，而且是火速進行。這次兩會甚有可能又一次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致辭時，首次不提「一國兩制」。回顧過去，香港回歸大約五年，「五十年不變」已經不提了。到了2004年，北京已通過時任港區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推動「愛國者」討論，並點名李柱銘等人「不愛國」，就像今天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點名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不愛國」一樣。其後，喬曉陽來港宣示，北京眼中的「高度自治」不等如絕對自治。到了去年，汪洋在政協報告中已不再「港人治港」，如今更連「一國兩制」也不提了。可見，逐步閹殺「兩制」，已是中共的一個長期宿願。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深層次的原因是台灣早已表明不相信「一國兩制」，大陸感到對香港的「失控狀態」毋須繼續「啞忍」；加上2003年7.1大遊行之後，北京擔心香港成為「反對勢力（包括國內外、黨內外）的基地」，「左」的心魔又觸動了鬥爭思維。所以，從2004年開始已有連串和系統的部署，以突出一國來壓縮兩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不少收縮兩制的想法和部署已經成形。內地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已勾勒出主要輪廓，還包括一些具體措施，竟然就是今天的現實。例如教育部份：教育局高層應找有能力、有理念的人士出任；停止通識學科；加強教育局對學校的領導，將校本政策淡化。對於官員，中央要有「推薦權」（不是公開說的「特首提名，中央任命」），常任秘書長要跟局長一樣，由中央審批；還要「通過終極政制，至2047年不變」。
可見，2012年是中共治港政策的一個「重要拐點」。筆者過去多次提出必須深入研究，但港人由2004起一直未有密切關注北京的思維變化和動向，皆因那時候危機並未迫到眉睫，今天才如夢初醒。
再看夏寶龍透露的未來政制，特首選委會增加至1,500人等建議，就可以看出輸打贏要的政治常態。其實，現有的政治和選舉制度，都是北京同意然後由港府推動的。例如，立法會選舉中的比例代表制，就是官方考慮到要保護當時處於弱勢的建制派，才想出來的方法，以免他們在選舉中「食白果」。豈料，比例代表制到了今天，恰恰保護了處於弱勢的泛民陣營，所以才出現取消比例代表制的建議。
又如117名區議員互選成為特首選委會的成員，就是因為當時官方感到區議會選舉都是建制派的囊中物，把建制派區議員放在特首選委會中，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選委會的「基層代表性」。豈料，在本屆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大敗，於是這117個特首選委的位置極有可能由泛民（尤其是年輕人）出任。這又觸動了北京的神經，自然要想辦法鏟除。所以，今天有一種解釋是：區議會處理地方事務，跟政制無關。這不是地地道道、毫無遮掩的輸打贏要嗎？這也合乎中共的政治常態──「為今我所用」，只着眼於目前這一刻的政治需要，可以用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更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符合政治需要的行動，可能不符合未來的政治需要，所以也存在隨時變化的可能。
基於這種心態，建制派內近期還有一個傳聞，就是有人建議：既然每次研究如何堵塞選舉漏洞的時候，都只能解決眼前的問題，但未必堵塞以後的漏洞，還可能創造以後更大的難題；倒不如乾脆取消選舉，那就一了百了。這個建議完全符合上文提到的「通過終極政制」直到2047年的心態，屆時已到一國兩制的限期了。
大家經常問：「北京會去到幾盡？」無人能知，只感到「左處未算左」。如果想掌握一些思路的話，不妨參考中共1949年執政後在大陸推行的政策，如何接收城市？如何控制「白區」（不是直接管治的地區）？如何培植自己的勢力？雖然今天的環境與過去有所不同，但性質有很多相同之處。中共雖稱努力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思維，但始終有不少遺痕。也許從它執政初期的蛛絲馬迹，可以摸到今天治港的一些脈絡。總之，面對困局必須醒；這個醒，既是不再沉夢的蘇醒，也是不要盲目的清醒。這樣才能駕馭風浪，闖過時艱。
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