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痊癒了，很好！」這是史坦利•寇比力克著名電影《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主角亞歷克斯在結局中的獨白，配合一個他與裸女的交歡畫面，社會名流夾道鼓掌，極盡諷刺；不禁令人想起現在的香港，政府在藻飾太平之際，另一邊廂卻對市民伸盡極權之爪，加上一眾保皇黨、小粉紅在旁吶喊助威，恍如重現《發條橙》的結局一樣，而遭遇迫害的，非香港人莫屬。
電影中，亞歷克斯在「知情」下，為交換自由身，主動成了政客的實驗品，參與「盧多維科」（厭惡療法）計劃。在被醫生洗腦後，亞歷克斯真的沒了作惡行為，並且每當有「歪念」時，身體就會有惡心、精神錯亂等反應。而在香港，自年初七起，全港市民進出食肆、公眾場所等，均須以「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作為通行證，創科局極力澄清該程式沒有追蹤功能，突然就自打嘴巴，表示手機只開藍牙，亦可以自動掃描，記錄出入資料。
誠然，以在K11 Musea名潮食館的小型爆發為例，其實掃了「安心出行」，系統亦未能提示顧客該處曾有確診個案，更有到過該食肆市民表示，惠顧足足九日後，亦全無通報。還不是如《發條橙》一樣，港府逼迫市民為了有限的自由，而拿出個人敏感資料作為交換？
《發條橙》最經典一幕，是亞歷克斯被一個醫療人員不斷向他雙眼滴眼藥水，並強行以工具撐大他雙眼，使他無法躲避眼前正在播放的暴力或色情電影，讓他無處可逃。港府採用的法例第599條《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以防疫抗疫為由，每天都施加不同的壓制，例如強制檢測、封區、限聚令等措施，使香港市民成為體制下的犧牲品，更加要「自覺」地遵從或屈從政府命令，以免被罰款或監禁，與亞歷克斯遭遇類同，避無可避。至於那些協助「執法」的政府人員，當然是政權的幫兇，就好像治療中坐在亞歷克斯身後一言不發的醫療團隊一樣。
「我們需要選擇才能行善。當一個人不能選擇，他再也不是一個人。」獄中牧師知道亞歷克斯治療「成功」後，一語道破了政客們的虛偽，所謂治療，其實是犧牲道德及個人的選擇權，令監獄囚犯減少，縮減政府的公共開支。
一如香港政府，明知不對內地封關，必不能達致本地「零感染」。2月中美麗都大廈有兩位被列「本地」感染個案的內地女子，再次揭露不封關等同防疫漏洞。惟礙於政治顏面，港府選擇繼續以嚴刑峻法限制市民的選擇，並乘機抽出他們眼中「不聽話」的香港人，這種政治先行的防疫手段，不單有欠科學根據，更加應驗《發條橙》的比喻，使每一個市民最後都只能在發條的驅動下，才能擠出鮮味的橙汁，失卻本身的自主性，而對政權而言，這種犧牲人性的做法，目的當然是維穩。
有看過《發條橙》的人可能也有一疑問，因為亞歷克斯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難道讓他受點懲罰不對嗎？再者，接受極端療法，也是他自告奮勇，心甘情願。誠然，這點就是政權喜歡操弄的論述，若然閣下違反防疫條例，危及他人健康，不是應該受罰？但眾所周知，疫情一波比一波凶險，伴隨的就是更嚴厲的刑法，不單無法有效地令刻意違例的人受罰（例如早前聚眾出海的陳百祥），更加令不少商舖倒閉、工人失業，難道他們沒有守法嗎？所以不論是《發條橙》中所用的極端「治療方法」，或是香港政府的抗疫政策，本來都是「醉翁之意」，實是另有所圖。
最後，也以《發條橙》其中一句作結：「我們能控制的只有暫時的行為，不是永無止境的思想。」或許香港人的行為現時有各種各樣的限制，但初衷莫忘。
家興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