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平台上演了一場世代大戰，有年長網上名嘴聲言香港電影已死，引來年輕創作人抱打不平。這件事情從內容來說其實有點無聊，來來去去過去十多年來不斷重複的舊論點。不過，把這個爭執放在40多名民主派被控涉違反國安法的時空背景下，卻又凸顯香港一個十分逼切的問題：我們有必要盡快拉闊想像，才能走出當下的鬱結。
香港電影是否已死？如果把問題限於香港電影工業本身的話，當然可說今天的環境相對上世紀差距很遠。過去港產片在東南亞大賣，今天則連本土市場也守不住，螢幕檔期都被荷李活大製作和中港合拍片佔據。類似的問題並不限於電影工業，香港過去的電視劇集和流行音樂同樣能衝出國際，今天本地電視明星和歌星也遠遠不如以前風光。年長網上名嘴所述的情況，研究香港流行文化的學者已講了十幾年，不是新鮮觀察。
不過，如果我們把問題的定義略為調整，不僅僅針對電影工業本身，而推廣至各種移動影像的內容生產，則反過來不難找到新世代的優勝之處。無論是動畫、短片，或是紀錄片，近年香港都有讓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而且因為新媒體打破了資金和發行的限制，這些創作的題材也變得多元化，另類聲音得以展現。相對來說，過去香港的電影工業雖然讓很多人發財，卻往往流於不斷自我複製，對培養觀眾品味和擴闊香港文化內涵的貢獻反而有限。錢不是成功的唯一定義，站在新世代的立場，他們當然接受不了老一輩說他們比不上從前。
長者慨嘆後來者無法重現昔日光輝，後來者質疑長者不理解新世代的遊戲規則，兩邊來來回回未免有點流於意氣之爭，而類似爭議在不同行業亦出現過很多次。歸根究柢，你可以說兩邊都沒有說錯，只在乎你如何定義問題本身。如果這是辯論比賽，那簡單，就把問題定義到對自己立場有利的一方，即可勝出。但如果討論的目的並非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是真的想為香港出一分力，則這種以限制議題來贏出爭拗的做法未免太過無聊。這樣做只會生產出兩套「雞同鴨講」的定義和結論，各自感覺良好之餘對社會整體無甚益處。相對於繼續這些口舌之爭，倒不如把「已死」的爭拗從是非題中釋放出來，問一問香港現在還有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然後以此為基礎再出發。畢竟在整個香港的前途問題面前，個人榮辱只不過是配角，拗贏拗輸沒有意義。
如是者，我們來到民主派被控涉違反國安法這件事上。還記得過去數年，坊間很流行爭拗「法治已死」。香港的法治是否已死，和香港電影是否已死一樣，很在乎你如何定義這條題目。如果你問司法機關是否存在，那當然是存在的；如果你問司法制度能否阻擋行政濫權，則恐怕無論九七前或九七後都不可以，法治在香港從來是個被想得太過美好的迷思，從無活過又何來「已死」？民主派被控這件事，在這意義下亦不是甚麼驚世奇聞，只是把真實的面貌揭開。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通過拗辯題來證明自己正確，是辯論比賽才會做的事情。如果我們介意的不是拗贏拗輸，而是香港以後怎樣辦，則和香港電影一樣：不如問一問香港現在還有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法治或許不存在，但既然法庭仍然存在，那就去聽審吧。司法獨立或許不存在，但判決書仍然存在，那就去做記錄吧。與其坐困愁城，就在可以做事情的地方繼續努力吧。
推而廣之，我們實在不應再讓「香港已死」限制思考。
九七之前已有外媒預言「香港已死」，各種預期中的改變卻沒有在九七後立即發生。來到今日，面對各條戰線不停刷新下限的衝擊，輿論不乏「香港已死」的悲鳴。鬱結之下，不少人準備要移民別去，坊間甚至出現批評留守者的聲音，認為到現在還不準備離開的人是不負責任，然後引來一波爭執。
我擔心這些爭執和「香港電影已死」的爭拗一樣，很容易會變成鑽牛角尖，最後各說各話卻不能帶來甚麼着力點。我沒興趣誰能拗贏「香港電影已死」，但我很介意香港人可以如何繼續創作，並希望更多人能為此付出。同樣地，我沒興趣最後誰能拗贏「香港已死」這條題，但我很介意香港人可以如何繼續在世界留下自己的聲音，同時為人類文明的自由進步增磚添瓦。如果過去的方法不行，就用別的方法。只有拉闊想像，回到基本，才能超越漫長黑夜的無力和孤單。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